台灣從一九八０年代開始進入民主化之後，政局改變也促使大規模民眾參與社會運動性質產生變化。野百合運動後近二十年出現野草莓運動，也是威權轉型後的首次以學生為主體的大型政治反對運動。本論文針對野草莓運動的組織、動員、決策、參與動機、政治價值、態度與行為模式進行探討。 本論文以野草莓運動為例，透過深度訪談方式進行個案研究。本論文主要研究目的如下：首先，探討政治反對運動的形成因素，對政治反對運動原因、屬性等影響。其次，探討現階段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動機。第三，討論分析野草莓運動形成的有關因素及影響，瞭解政治上是否有如同野百合學運一般的實質影響力。 本論文研究後發現，野草莓運動與野百合運動相較之下，其政治影響力不如野百合運動。野百合運動的效果導致台灣進入憲政改革，加速民主化過程，並受到執政當局的積極回應。相較於野草莓運動，從野草莓運動開始，政府就不斷以消極的方式面對，有別於野百合運動時的政府積極態度。 一個社會運動的成敗必須要各方面的配合，除了運動的理想所產生的集體思維和社會信念，更要有公眾的強力支持為後盾，配合系統化、組織化的動員與適合的決策程序。一個運動的成敗，除了內部決策、組織、動員、策略、抗議手段等，也要考量到社會大眾的認同與支持，上述論及之各項因素都將會對政治反對運動的成敗造成影響。 關鍵字：政治反對運動、社會運動、野草莓運動、野百合運動、集體決策、組織動員。 / The thesis attempts to observe the characters of the Wild Strawberry Movement in Taiwan. After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haracters of the mass participation in Taiwan’s social movement have changed. The Wild Strawberry Movement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political opposition led by students after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The thesis wants to discuss the Wild Strawberry Movement’s organization, mobilization, decision, participation and value etc. There are three aims in the thesis. At first,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Second, to figure out student’ s motives of the social movement. Third, to discuss the cause of Wild Strawberry Movement and compare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to the Wild Lily Student movement. A successful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needs some elements to match up. The collective thinking and social belief are playing the main roles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all is public’s support. Besides, the internal decision,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are also important elements to affect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1949年成立以來進行了近30年的集體經濟制度，但是自1978年起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試圖以「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取代原本的集體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在1986年做出決策，正式申請為中國恢復其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會員國地位。在1986年至1988年間，相關的申請程序似乎一切順利，中國復關指日可待；然而1989年的「六四事件」卻使中國的申請復關程序分別在國內外方面面臨到新的困難，一直到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取代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之前，中國都無法恢復其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會員國地位。1995年至1997年中美關係陷入低潮，嚴重打擊了中美針對中國加入WTO的談判議程，不過1997年至1998年中美領導人江澤民與柯林頓刻意營造有利於中美談判的和諧環境，使江澤民開始積極利用其最高領導人的決策影響力推動中美談判，終於在1999年中美順利完成談判，中國並在2001年正式成為WTO會員。 本論文研究著重於中國加入GATT/WTO的談判決策的國內層次因素，並利用許志嘉提出的官僚組織決策模式、領導集體決策模式與領袖主導決策模式分別探討官僚系統、領導高層與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對外經濟決策議題方面的決策影響力。本論文認為雖然中國在經濟決策議題方面逐漸受到「分散化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的影響而使得最高領導人與領導高層必須要與專業官僚部門分享決策權力，因而拖累了中國對外經濟決策效率，但是一旦最高領導人介入對外經濟決策議題，他可利用多種政治手段贏得大多數領導高層與官僚單位的支持，進而實現其政策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