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年中，中國發生史上第三次公平與效率之爭，稱之為“郎顧之爭”，一場由郎咸平挑起的關於“國有資產流失和國企改革方式”的社會大討論。他認為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軸的國退民進路線，由於法律制定的不夠完善，將導致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對全國百姓而言，是不公平的。所以，在法制化完善之前，國企產權改革必須停止。這致使為國企產權改革和市場化取向辯護的“主流派經濟學家”成為備受指責的對象。 然而，在法制化完善至得以進行產權改革之前，國企效率低落的問題仍有待解決，這同樣也屬於國有資產流失的一種。因此，郎咸平提出了過渡方案，即透過職業經理人來治理國企，藉此提高企業效率。但郎咸平的段論述將會面臨以下問題。首先，職業經理人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仍未有完善的職業經理人市場。此外，法制化完善的標準是什麼？是否仍以有效的降低國資流失為底線？如果是，這樣的底線又為何？同時，這是否與郎咸平原先的公平性理據相互違背？這都是郎咸平無法解決或解釋清楚的問題。 “郎顧之爭”使筆者得到啟發，認為國企改革不應完全聚焦在“產權”上，提高效率不一定只得從事產權改革，更因而喪失公平。因此，本文試圖提出一套兼具公平與效率的國企改革方案，稱之為“新的國企治理方案”，它必須是現實可行的，這樣才得以取代郎咸平的職業經理人方案。其主體是現代公司治理，並結合馬克思的公有制理論以及經濟民主、經濟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等理論作為依據，內容在於強化國有企業股東和經營者的激勵與約束，並依照按勞分配的精神來調動勞工的積極性，呈現出具經濟民主的國企治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