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在當代受到社會科學的青睞，一般被認為是自1980年來，學術潮流中社會科學對所謂「人的科學」的省思和再出發，包括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文化研究和文學理論等都有新的研究取向，而醫學社會學亦屬於這一潮流，並特別是受到傅科對現代醫學的研究和貢獻的影響。(D. Lupton, 1994:5-6)。本篇論文屬於這新興的醫學社會學思潮中批判性的觀點，主要是在古典社會學的社會變遷理論中，尋找「傅科吊詭」(the Focault paradox)的問題意識的位置。 　　在第一章中，除了回顧和整理醫學社會學的發展和脈絡外，主要的工作還是回應八零年代之後對醫學社會學重返社會學的呼籲，建議將醫學社會學回歸到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地位。以此，我們提出了一個分析計畫，也就是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性的」(social)以及「社會的」(Societal)分析層級，討論醫學和社會變遷的問題。也就是將健康(Health)視為一種救贖財，放在西方社會宗教世俗化的過程中來看待醫學的發展；以及將健康作為一種財富(Wealth)的形式，放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中的分析策略。 　　第二章，論述現代醫學的社會歷程，主要將健康作為救贖財放進「以社會道德、倫理和價值為核心的宗教社會學」中來討論。主要是將醫學放在理性化的洪流中來看待，以及醫學作為新的道德控制機構的過程，在本章中我們討論了韋伯(Weber)理性化的牢籠、以及傅科環形監獄(panopticon)的凝視以及帕森思(Parsons)對美國醫療體系成為重要的價值系統的分析，並在此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討論醫學的社會歷程。 　　第三章，採用「將健康作為財富形式的分析路徑」，在這章中我們比較了馬克思和盧梭等兩種對健康和財富的辯證典範。也就是在民主的進程中和資本的積累的歷史趨勢裡，詢問醫學如何來到我們的生活，在本章中除了馬克思主義，我們還討論了美國式民主和醫療社會學的關係。 　　在第四章中我們檢討將醫學社會學作為一般理論的侷限，並以傅科吊詭－也就是公民權的擴張和國家的限制之間的矛盾，在社會變遷中的未來趨勢作總結。 　　最後，本篇論文還附錄一篇現代醫學在臺灣的發展，以十九世紀末的防疫和抗爭事件為例，往國家意識和認同的過程中，討論民族的身體和國家的身體的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