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從傅柯(M. Foucault)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觀點，指出口服墮胎藥物RU486之治理體系建構，如何延續了台灣近代從家庭計畫、《優生保健法》立法以來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脈絡，卻又因台灣1990年代民主化政治的發展，而不以過去集權政治的方式，反而透過社會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角逐形塑而成。台灣近代的人口治理自家庭計畫至《優生保健法》立法時期，執政當局都是秉持著同樣的整體人口治理觀，傳播人口控制與經濟發展扣連的論述，使治理體系越加周延與激進徹底。到了RU486時期，集權的治理已不在，但在對人口進行整體調節，與對肉體進行個體規訓的生命權力(bio-power)論述，仍滲透在行動者的論述中，不斷地擴散與再製，並使得人民被形塑出治理性(governmentality)。RU486治理體系中的臨床規訓實作，即使仍有模糊、不合法的使用不斷地挑戰治理體系的界線，但又透過生命政治體系來回不斷的建構而逐漸被收編至體系內，成為體系的一環。在RU486合法化過程積極參與的女權團體，其興起與集權政治的退場密不可分，同樣積極參與的醫生團體則是透過不斷地與執政當局合作，而發展出其專業自主權，而成為產科領域的唯一專業代言人。RU486因此做為一種整體人口治理的人工流產技術物，其體系之形塑卻因不同社會行動者的積極介入，而在整體調節之餘也部份地彰顯了行動者的自主性，形成了與家庭計畫、《優生保健法》時期的節育與墮胎技術不同的屬性。 / From Michel Foucault’s perspectives on biopolitics, this article explains how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of abortion pill RU486 path-depends on the biopolitics contexts of the family planning and Genetic Health Act. Due to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during the 1990s in Taiwan, this construction is not shaped by the authority before, but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competition of social actors. In Taiwan, the population governance from the family planning to Genetic Health Act in recent years keeps the same population control values, diffusing discourses about the connection of population contro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then makes the whole governance system more integral and radical. To the period of RU486 legalization there is no more authority, but bio-power discourses upon overall regulation of population and individual disciplinary of body still infiltrate into the discourse of actors, shaping the governmentality of people. The clinical practices of RU486, though the fuzzy, illegal practices of RU486 still challenge the boundary of governance, are incorporated in a part of the system through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biopolitics. The rise of feminist organizations that deep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RU486 legalization, is a result of disappearance of authority. Doctor groups, which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RU486 legalization, rise and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autonom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becoming the only spokesperson of Obstetrics. We could say that RU486 is a kind of abortion artifact for population governance; apart from the overall reg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haping RU486’s governance system, the actors’ autonomy is manifest. As a result, RU486 obtains a different property with the contraception and abor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periods of the family planning and Genetic Health Act.

醫學在當代受到社會科學的青睞，一般被認為是自1980年來，學術潮流中社會科學對所謂「人的科學」的省思和再出發，包括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文化研究和文學理論等都有新的研究取向，而醫學社會學亦屬於這一潮流，並特別是受到傅科對現代醫學的研究和貢獻的影響。(D. Lupton, 1994:5-6)。本篇論文屬於這新興的醫學社會學思潮中批判性的觀點，主要是在古典社會學的社會變遷理論中，尋找「傅科吊詭」(the Focault paradox)的問題意識的位置。 　　在第一章中，除了回顧和整理醫學社會學的發展和脈絡外，主要的工作還是回應八零年代之後對醫學社會學重返社會學的呼籲，建議將醫學社會學回歸到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地位。以此，我們提出了一個分析計畫，也就是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性的」(social)以及「社會的」(Societal)分析層級，討論醫學和社會變遷的問題。也就是將健康(Health)視為一種救贖財，放在西方社會宗教世俗化的過程中來看待醫學的發展；以及將健康作為一種財富(Wealth)的形式，放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中的分析策略。 　　第二章，論述現代醫學的社會歷程，主要將健康作為救贖財放進「以社會道德、倫理和價值為核心的宗教社會學」中來討論。主要是將醫學放在理性化的洪流中來看待，以及醫學作為新的道德控制機構的過程，在本章中我們討論了韋伯(Weber)理性化的牢籠、以及傅科環形監獄(panopticon)的凝視以及帕森思(Parsons)對美國醫療體系成為重要的價值系統的分析，並在此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討論醫學的社會歷程。 　　第三章，採用「將健康作為財富形式的分析路徑」，在這章中我們比較了馬克思和盧梭等兩種對健康和財富的辯證典範。也就是在民主的進程中和資本的積累的歷史趨勢裡，詢問醫學如何來到我們的生活，在本章中除了馬克思主義，我們還討論了美國式民主和醫療社會學的關係。 　　在第四章中我們檢討將醫學社會學作為一般理論的侷限，並以傅科吊詭－也就是公民權的擴張和國家的限制之間的矛盾，在社會變遷中的未來趨勢作總結。 　　最後，本篇論文還附錄一篇現代醫學在臺灣的發展，以十九世紀末的防疫和抗爭事件為例，往國家意識和認同的過程中，討論民族的身體和國家的身體的抗衡。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探討當代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關於法律與生命之關係的思想，而其中的關鍵概念則為「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延續著由傅柯（Michel Foucault）所鋪展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分析，當代政治確實面對著如下困徑（aporia）：其所欲展演人類幸福與自由之處─神聖的生命本身─同時正是政治權力所試圖全面掌控的對象。政治如此，作為其運作綱要的法律亦然。這可由大法官釋字603號關於換身份證需按指紋的爭議透露出來：為了保障「身家性命」的基本人權，國家要求介入該權利的核心領域，將每個人的生物性特徵─指紋─強制建檔以進行更全面的人口治理。 這個法與生命的弔詭關係，在阿岡本的思想中，乃是透過一個特殊的法權裝置─例外狀態─而產生。相對於一般所認為的，法與生命的關係在於以法律規範生命，或由生命創造法律，阿岡本認為法與生命的關係首先在於法與生命的區分（distinction）本身，而例外狀態便是建立這個區分的裝置。所謂的例外狀態，就是透過懸置法律（憲法），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措施進行治理的狀態。例外狀態彷彿是一個無法狀態（anomie），而生命彷彿被棄置於法律之外成為赤裸的生命（bare life）。然而，根據史密特（Carl Schmitt）的名言：「主權者就是決斷例外狀態之人」，例外狀態並非與法律無關，相反地，其作用在於創造或回復一個讓法律能夠適用於生命的正常情境。因此，正是透過將生命排除於法律之外，例外狀態試圖建構一個能將生命包含進來的法秩序。這個透過排除而包含的關係，就是阿岡本所定義的例外關係，也就是法律與生命的根本關係。而阿岡本認為現代生命政治的特性，便在於例外狀態已非例外，而逐漸成為常態，也因此法與生命的關係本身也日益成為對抗爭議的焦點所在。 因此，本文的工作便在於探討阿岡本的思想中，法與生命間如何透過例外狀態而建立關係，其形式、力道、所構作之生命形象與可能的出路。本文的作法主要在於理論的耙梳與思辨；然而，例外狀態並非僅是一個抽象概念。放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伴隨著現代化的殖民統治、戒嚴統治，甚至直到今天的「事實上國家」，無一不是例外狀態的常態體現。911之後由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反恐活動亦是此結構的更新部署。甚而，在日常實踐上，例外的潛在揭示著每一個「依法行政」、「依法裁判」背後所無可避免的決斷，以及賦予此決斷以法的效力（force of law）的國家暴力。阿岡本《例外狀態》一書的第一句話因此問道：「你們法律人為何對那與你切身相關之事保持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