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主要是採取「紀律與個人身體」和「紀律與社會身體」這兩個面向來進行。在論文的第二章首先處理的是紀律與個人身體。我們經由空間的角度切入，說明紀律權力如何透過不同的封閉空間、及空間的分類，對人的身體所進行的控制；而接下來對於時間的討論，紀律對於時間的運用也如同空間一般，強調精細的劃分，宗教的時間表與軍隊的時間運用皆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第三節則是討論，人的身體是作為紀律權力施行的最終目標。紀律權力經由宗教、政治與經濟領域的控制，造就了（make）個人的出現。而紀律對於個人身體所造成的可怕監視措施，普遍地存在軍隊、醫院、工廠、學校之中，進而導致了紀律權力對於社會的全面性滲透。因此，我們在第三章處理紀律與社會身體。我們先處理的是紀律如何經由現代資本主義的各種機制來控制大量的人口，主要分別是從生產與消費這兩個面向來加以討論；而後，官僚制與全景敞視的出現更是說明了紀律權力的最高展現，以及官僚制與全景敞視對於國家的控制。第四章則是本篇論文的一個總整理，除了再次說明韋伯與傅柯對話的可能性之外，更重要的是，本篇論文只是在於揭露紀律對於人的身體所進行的種種控制，進而引發出人類身處在這個時代人們對於自身的關懷，而非在於提供紀律的解決之道。 目 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命題 第二節 方法論的考慮與策略 2-1比較性研究的問題 2-2研究的策略 第二章 紀律與個人身體 第一節 紀律對於空間的分配 1-1空間的歷史 1-2空間--圍場 1-3空間--分類與單元性原則 第二節：紀律對於時間的控制 2-1宗教上的時間表 2-2操練 2-3時間對身體的徹底榨取 第三節：身體作為紀律的擔綱者 3-1禁慾的身體 3-2政治身體 3-3機械的身體 第三章 紀律與社會身體 第一節 紀律在現代資本主義的位置 1-1理性社會 1-2消費社會 第二節 官僚制與全景敞視（Ⅰ） 2-1凝視 2-2知識 2-3檔案 第三節 官僚制與全景敞視的國家控制（Ⅱ） 3-1統治術 3-2警察 第四章 結論 參考書目 / This theis is depend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M.Weber and M.Foucault to explore the disciple imposed on the individual body.I try to explain this in two diemensions.We will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isciple and individual body.The disciple proceeds from the distribution in space and then elabrate the individual act by time.The disciple is intended to make the individuals finally. Second,I want to expat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ciple and social body by Panopticism and modern Bureaucracy. In a work,my purpose is to wake up people to concern their own fate.

本論文主要藉由傅柯的權力規訓理論，來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服裝的適用性。本文首先追溯了日本本土與清領臺灣的學生服裝，並將日治時期的學校服裝發展劃分成三個時期。 (一)1895-1919年的混亂期至萌芽期 (二)1919-1939年從確立期至成熟期 (三)1939-1945年統制期 研究發現影響臺灣學生制服發展是由多種因素交織作用著，包含 (一)國家機關與統治政策 (二)學校機關與學校課程 (三)民族差異與社會文化 (四)家庭經濟與地域環境。 除了各個時期的概略發展，本文也描述了包含教師在內的學校場域內制服，從中可以看出層級化下的差別樣貌。除此之外，本文並指出制服背後所蘊含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意涵。綜合這些論述，本文認為統治者隨著時間逐漸明瞭制服具有的規訓功能，進而有意識的利用制服來使學生達到一馴服肉體，從而肯定了學校制服在傅柯權力規訓下的適用性。

本研究論述流行文化研究面向，提出解讀到解構的權力觀視，並以台灣漫畫文化的權力解析，彰顯流行文化的解構閱讀，以解構流行文化的權力軌跡。 　　由於流行文化是權力開展與抗爭、現代社會再生產和變遷之重要所在，而這一切都在表意實踐過程中完成，因此，流行文化研究要從權力的面向，檢視流行文化的多樣表意實踐和過程，以及構築此表意實踐的權力鬥爭關係。 　　不過，要如何檢視流行文化場域的權力鬥爭關係？由於權力總是處於多元交錯鬥爭的動態狀態，使得權力差異關係重疊加強、衝突削弱、鬥爭滲透，形成權力差異程度和樣態的不斷變動，而這種權力交錯鬥爭的動態狀態體現在表意實踐過程中，並經由表意實踐過程再生產且變異了權力差異關係。因此，檢視流行文化場域的權力關係，就是要由流行文化的表意實踐過程，讀出意義衝突互文的動態（差異）痕跡，也讀出權力差異關係交錯鬥爭的動態（差異）軌跡。 　　但是，解讀流行文化的權力軌跡可以彰顯權力的運作，並達到抗拒權力的目的嗎？由於意義無法固定，意義在權力總是交錯鬥爭的動態運作下，經由意義的鬥爭而流動變遷，這意義的歧異雖然造就了權力差異關係的再生產與變遷，但也再生產了權力的控制。所以，我們的表意活動總是被交錯鬥爭的權力所驅動，我們總是在權力的引導下從事意義的鬥爭與變遷，也總是在權力的動員下藉由意義的表徵來維繫、抗爭和變遷我們所在的權力關係位置，並再生產出權力。事實上，權力就是要建構一個流動的封閉世界，一個在權力操控中，意義和權力差異關係永恆動態（差異）發展，以再生產出權力的封閉世界。 　　因此，在這樣一種由權力所動員的意義和權力差異關係永恆動態發展中，解讀流行文化的權力軌跡，其再現流行文化的表意活動中，受權力操控的意義鬥爭流變痕跡，也再現與其互動連結的權力差異關係變動軌跡，但卻無法呈現背後操控的權力運作。 　　不過，權力夢想全面封閉意義的慾望卻也從來未曾達到過，在權力操控意義鬥爭以再生產出變動自己的過程中，總是出現權力無法控制的意義，這滑開權力之手的意異，它不寄望未來，也沒有抗爭慾望，它只是玩耍嬉樂的意異遊戲，然而，就是這樣的隨意散漫，就是這樣的遊戲體質，反而溢出意義與權力的互動連結，使權力之網產生裂痕，暴露出權力的運作，也侵蝕了權力的控制。 　　因此，流行文化是權力動員意義和權力差異關係互動變遷以再生產出權力的場域，更是庶民得以近用，從事意異遊戲，以暴露權力、侵蝕權力的場域。 　　所以，流行文化研究要讀出流行文化場域中意異遊戲的痕跡，並同時成為流行文化意義的意異遊戲，故而，流行文化研究需要解構的閱讀，以解構流行文化的權力軌跡，其以讀出流行文化場域的意異遊戲痕跡，成為流行文化意義的意異遊戲，如此，才不會陷入受權力動員並再生產出權力的永恆循環中，也才能滑開權力之手，暴露並阻礙流行文化場域的權力運作，彰顯並消解流行文化場域的權力運作痕跡。最後，本研究並以台灣漫畫文化權力軌跡的解析，彰顯流行文化解構閱讀的必需性。

本文嘗試藉由求力意志作為討論的核心，架構出尼采的思想體系，並藉由這個體系來理解，為何當代對於尼采的討論會呈現出兩個不同的面貌：企圖解構傳統形上學的尼采以及作為最後一位形上學者的尼采。並且以這兩種不同的尼采來看待主體和認同之間的問題，便會在該問題上呈現出兩個傾向。 第一種傾向，是較為進步的，而這主要來自於傅柯對於尼采系譜學的使用。這種使用方式同樣解構了傳統主體哲學對於人的預設，並且暴露出認同是被建構的，而非實存的這個事實。故認同是透過對差異者的排除，才能夠被凝聚起來，主體則是在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一併被建構出來的。 第二種著重於「支配」的傾向，則來自於海德格對於尼采求力意志的詮釋。這種詮釋方式將求力意志視作為尼采形上學的核心，並將人類的意志帶到最高點，而超人就是意欲求力意志並投身於求力意志的最高主體。但這種新的主體建構卻會造成一種新的認同形式的出現，而使得對差異的排除和壓抑更為劇烈。

摘 要 「權力」，無疑是政治學，乃至於整體社會科學中極為普遍而關鍵的概念。然而綜觀過去對於它的詮解，吾人卻很難覺得它已被作了系統化的闡釋。為求權力理論累積的可能，就傳統的各式認知、說法中，我們有必要重新加以整理，完整的從中抽繹出「權力」概念之全貌的必要。只不過在此之後，我們也必須認知到，在「權力」最普遍型式的系統圖式外，其實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論述形式暗藏其中。它對傳統的權力論述造成了一種解構的效果，也讓它有自另一層面加以反省與完整化的可能。 在本論文中，於第一章，筆者除於一開始對傳統權力論內容進行簡述外，主要之著重點還是在嘗試從傳統各說中，找出一普遍型式的權力圖式，以作為用以分析一般權力現象之基本理論架構﹔在第二章□，筆者則就在本研究中作為解構權力圖式取樣來源之莊子與傅柯，兩位哲人的生平及其主體論作一概述與比較，以為後文進行理論背景架設與鋪路﹔在第三章中，筆者則先就莊子與傅柯的權力論進行介紹與比較，而後再以其與普遍型式權力圖式進行對照，從而尋求對源自傳統權力論述而來之普遍型式權力圖式完整化之目的。 在本研究中，最終之研究目的僅在於整理出「權力」概念的理論分析架構。這是解決當前權力研究被含混理解之方，也是權力研究尋求更進一步能繼往開來的唯一必經之道。它只是一個開始，一個基礎的理論建構。它的成型，除了能提供一道可回頭完整觀照、分析經驗世界中權力現象的理論視野也創造了未來權力研究學科化累積與深入的可能。 關鍵字：權力、權力結構、權力運作、莊子、傅柯、解構、Power、Power Structure、Power Operate、Foucault。

在本篇論文中，筆者試圖從「戰爭」的角度來描繪現代性的樣貌。戰爭如何刻劃著現代性呢？如何從戰爭與現代性的相互理解中來認識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呢？從西方歷史的發展軸線來看，在過去三百多年來有三件標誌著時代變化的重大事件：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伴隨著十九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1906年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2001年美國紐約世貿大樓所經歷的911恐怖攻擊。這些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揭示了現代性的深層變動。所以，在本篇論文中，筆者嘗試依循著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從社會學的知識發展傳統來提出整理和說明，並且，也希望從戰爭與現代性的切入角度來對未來的發展提出一些可能的思考方向。 在導論中，筆者從兩個小節來分別切入主題。首先，在「研究動機」這一節所提出的問題是：「社會學為何缺乏戰爭的研究？」我們試圖從十八世紀後半葉以來社會學知識發展的脈絡來加以回答。基本上，我們會發現到，以資本主義生活為基底所形成的「社會」這個概念，抑制了戰爭在社會學中的發展。其次，在第二節「問題意識」中，主要是從「社會學要如何研究戰爭？」這樣的提問，來檢討「民族國家與戰爭」這個命題。在其中我們可以發現到，社會學往往從「民族國家」出發來觸及戰爭現象的研究；但是，這容易落入只是對國家軍事「制度」和「組織」的研究，對於戰爭的思考可以引發的知識作用，以及戰爭理論和概念的建構就顯得相對匱乏。所以，我們試圖從政治社會學中「國家－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以及克勞塞維茲所提出的「政治－戰爭」之命題，從兩者的結合中進一步提出整體論文的分析架構（三個思考戰爭的典範）。 從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討論中，筆者依序整理出三個具代表性的思考戰爭議題的社會學典範：「民族國家－總體戰」、「階級鬥爭－游擊戰」、「生命政治－社會內戰」。三種「政治－戰爭」的類型也正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政治社會學立場與分析的延伸（韋伯的「民族國家就是社會」、馬克思主義者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抗」、傅柯的「從權力分析國家與社會」）。我們最終希望能在三個類型彼此之間形成一個對話與思考的空間，從而呈顯出一種現代性的戰爭考察。 基本上，在三個類型的建構上，是沿著與克勞塞維茲的對話來前進的。首先，「民族國家－總體戰」這個類型是具有原型的意義，因為，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戰爭正是現代性的根本特點之一。民族國家的戰爭標示出有限戰爭（封建）與絕對戰爭（現代）的差異，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也早已告訴我們集合全民意志的「總體戰」所帶來的驚人效果。此外，從韋伯的分析中，我們也企圖賦予克勞塞維茲的戰爭理論更多的社會學內涵。不同於克勞塞維茲將民族國家等同於社會這樣的整體觀，列寧依循著馬克思的思考傳統，強調社會內部階級差異的重要性，並且，配合著對於當時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之理解，而提出以「階級戰爭」來面對總體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略想法，這也就導致了民族國家與階級鬥爭兩者政治思考的融合。此後，在二次大戰與冷戰時代的第三世界革命中，游擊戰成為了最重要的戰鬥形式，這樣的形式也挑戰了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正規性框架。正規戰（總體戰）╱非正規戰（游擊戰）所帶來的差異為現代性的戰爭研究帶來了深刻的思想衝擊。傅柯則更進一步地拆解了整體同質社會的看法，不僅存在於階級這組權力關係，權力會在各個微觀的層面上不斷地運作。他翻轉了克勞塞維茲的戰爭命題，以戰爭（略）的權力模式批判了霍布斯的主權－法律模式。戰爭不僅是存在於國界邊境上的實際戰鬥，而是會瀰漫在整體社會的權力關係中。由權力關係形塑的個體（主體）如何整合進社會整體之中，正是現代民族國家生存與強化實力的重大任務，治安的政治技術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傅柯延續著治安的想法，而以「生命政治」來作為描述當代政治理性的核心概念，替代過去國家理性的想法。有別於傳統的戰略思想，從生命政治的角度，傅柯對後現代與全球化的戰爭思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最後，筆者也希望去凸顯出，在戰爭的歷史發展軸線中，「人民」形象的變化，並且，當「戰爭」的議題置入政治社會學三種「國家－社會」關係的思考模式時，不同的知識典範之間所形成的一種知識上的緊張性與相互撞擊，進而能夠使我們對於民族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度的思考。 在第五章中，我們嘗試從戰爭的角度來切進全球化的議題。從「全球化與戰爭」這樣的面向，來提出兩個主要的思考脈絡：「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以及「民主與戰爭」。儘管諸多全球性的危機和發展都使得民族國家的權力顯得軟弱無力，但是，從戰爭的角度來切入思考，全球化是否真的或如何改變了長期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現代性。此外，在全球政治秩序的形成過程中，民主作為當前的普世價值卻弔詭地成為發動戰爭的語意，其中的成因也是我們探究的焦點。為了釐清上述的問題，我們整理出兩個主要的理論思考模式：哈伯瑪斯的「後民族格局」以及Hardt和Negri的「帝國」模式。基本上，我們並不試圖採取上述任何一種立場，而是提出以戰爭的角度，來重新思考民族國家此一現代戰爭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變化。 在結論中，筆者指出當前相關的理論發展糾結在下面三種可能的思考取徑之中：馬基維利的國家理性、康德的永久和平、傅柯的戰爭與秩序（社會內戰、生命政治）。並且，還進一步地從國內外當前的學術潮流與發展情形，來評估本論文的意義與未來可能性。同時希望「戰爭」作為新的理論元素，能為政治社會學的發展開拓出更多的思考面向。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收視率對當代電視新聞的影響，是國內外傳播學者關切的議題之一，尤其以台灣的媒體生態而言，僅有一家收視率調查公司，所提供的收視率數據遭到挑戰，學者憂心新聞媒體為商業服務，恐將對新聞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新聞組織需要一項評估的工具，「收視率」既然如此受到質疑，為何長期以來一直找不到收視率以外的機制足以取代？也就是說，如果要找到一項得以取代收視率的機制，外界必須先了解收視率如何在當代媒體機構中被使用，它與新聞組織到底存在什麼樣的共生狀態，過去外界透過短暫觀察與訪談，便對新聞室運作與收視率的關連下了評論，從實務經驗來看，並不認為其知其所以然。本研究將從實際新聞室的運作，對於收視率在新聞室中的流動，提供最直接的證據。 本研究將以電視編輯的對話分析，輔以資深人員訪談，解構收視率在新聞室中的工具性；繼之從傅柯的權力系譜學下，觀察新聞組織如何披著收視率的外衣，馴服新聞編輯，反之，新聞編輯如何透過權力的流動，利用收視率對組織進行反制。提供最實際的場域證據，展現新聞室與收視率的日常活動經驗，讓外界得以了解，並正視兩者之間的緊密聯繫，對未來提出改變收視型態建議時，能更臻成效。 關鍵詞：收視率、新聞編輯、工具性、傅柯、權力。 / The influence of TV rating cause to news organizations was a topic that gains most focus of the scholars in mass-communication era. Especially in Taiwan, there is only one institution provides such statistics, therefor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se statistics has been widely quest about. Scholars also shown their worry about that the commercially development of news organizations will lead them heading to the iceberg. Indeed, News organizations need a tool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heir programs to the audience. Even through TV rating has been queried by scholars, why the tool still irreplaceabl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deep inside between TV rating and news organizations that haven’t been noticed. To break into this connection, we must first realized that TV rating already been symbiosis with news organizations. And clear-out how the tool been used inside news organiz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scholars have been reviewing such relation from outsider point of view and made the conclusion based on such basis. From which, we think is just skin-deep. In this study, we will provide evidences from inside the news room.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analyze of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ditors. Together with interviews of senior news producers, we try to assay the tool phenomenology of TV rating inside the news room. Further we observe how news organizations use rating to discipline news editors under the theory of genealogy of power form Michael Foucault. In contrary, how editors resist news organizations through floating power of rating. From such study we can clearly identified the reality of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V rating and news room. And then we could have more valid suggestions about replacing TV rating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V rating, news editors, tool phenomenology, Foucault, power

本篇論文的目的在於討論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中對女性角色的描摹與傅柯（Michel Foucault）思想中所關切的議題：論述（discourse）、知識與權力、個體主體性之間的相互作用，並且論證喬伊斯的小說充分落實及展演傅柯的理論表述。透過研究小說中女性角色以何種形貌出現在1904年的都柏林與思考他們如何被形塑成為其樣貌，我發現喬伊斯呈現出一道女性主體之光譜，在此光譜中，不同女性角色面對著論述力量的運作，映照出不同程度的個體主體性。更重要的是，喬伊斯對這些角色的處理預示了傅柯念茲在茲的獨立且自決的個體主體性能夠出現的可能。本論文的第一、二章著重討論論述的規範化（normalization）機制，憑藉規範化的技術，任何特定的言說論述得以確立合法性地位，並且於已被規範化的個體身上展現其權力效應（power-effect）。第一章論證愛爾蘭國族主義的論述展現如同傅柯理論中所探討的論述之規範化力量，控制並且充分利用小說的太陽神牛（“Oxen of the Sun”）該章中的產婦普里福伊太太（Mrs Purefoy）之馴服的身體，本章的討論說明，龐大論述的網絡中女性個體主體性的完全臣服且消匿無蹤。第二章藉由格蒂（Gerty）與二位奧蒙德飯店酒吧的女侍（Ormond barmaids）與論述言說的互動，討論個體主體性形成的過程所涉及到論述力量的影響，論述施加於此三位角色身上的既是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的力量又同時發揮規範化的效果。第三章的討論落實傅柯對「真理」（truth）不證自明的真實性（truthfulness）的質疑和批判。莫莉（Molly）在小說最終章的獨語，表現出她面對論述力量宰制時足以獨立思考且批判的主體性，就此而言，喬伊斯對莫莉的處理合乎傅柯對個體獨立的主體性之期待。這樣的光譜式研究，目的並非在於塑造個體主體性的刻板典型（stereotype），而是將此一光譜視為個體主體性出現的種種可能性與可行的面貌。藉由喬伊斯小說與傅柯理論的對話，我期望《尤利西斯》中女性角色的主體性這道光譜，能夠於討論個體主體性之相關議題時，提供某種程度上可行的解決之道。 / The goal of my thesis is to argue that Joyce’s portrayal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Ulysses fleshes out Foucault’s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interplay of discourse, power and knowledge, and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Studying the appearances of the female citizens in 1904’s Dublin and how they are shaped into such appearances, I argue that Joyce’s characterization demonstrates Foucauldian distrust of the discursively elaborated truth (truthful knowledge) and anxiety about the encompassing exercise of power and discourse functioning in an individual’s sense of self and subjectivity. More importantly, Joyce envisions a spectrum of subjectivities in his delineation of these Irishwomen—the spectrum that expresses distinct degrees of subjectivities formed in different individuals in the face of various discursive practices incessantly entrenching and shaping their lives. In this spectrum, Joyce also prefigures the actualization of Foucauldian struggle for the coming about of a self-determined and autonomous subjectivity in an individual against the ubiquitous discursive dominations. Chapter One and Two focus on the normalization mechanism of discourse and the discursive power-effect achieved in the individual. In Chapter One, the discussion is to demonstrate how the discourse of Irish nationalism incorporates what Foucault theorizes about the normalizing technologies by means of which a specific discourse attains its discursive effect and exerts coercion upon the individual. The lying-in Mrs Purefoy in “Oxen of the Sun” represents the subjection and omni-disappearance of the individual’s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discursive network. Chapter Two stresses the simultaneously individualizing and normalizing forces of discursive power concerning the making of an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With their interactive gestures and responses to discourses, Gerty and the two Ormond barmaids seem to have attained the individual identity of her own, whereas the presumable individuality of theirs is still en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normalization. Foucault’s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the “truthfulness” of the so-called truth and the neutrality of any seemingly truthful knowledge finds a counterpart in Molly’s soliloquy in “Penelope”—the finale of Ulysses. Discourse as a construct on which Foucault insists is incorporated in the interrogative attitude that Molly has towards the ostensibly neutral discursive statements. Molly’s actions and thoughts register her subversive and resistant gestures towards the imposing discursive practices. She would epitomize the possible actualization of the Foucauldian prospect of an autonomous and self-determined subjectivity taking form in the individual. From the omni-subjection of an individual to the individuality within normalization and to the coming forth of the individual’s subjectivity, my discussions of Mrs Purefoy, of Gerty and the two Ormond barmaids, and of Molly comprise a spectrum showing distinct power-effect demonstrated respectively in these women through discursive practice. My study does not intend to stereotype the result of discursive practice imposed upon these women by locating these female characters in such a spectrum of subjectivities. Rather, I see the spectrum as a multiplicity of subjectivities taking shape in distinct individuals confronted with discourse and power. In addition to sharing the similar insight with Foucault, Joyce rather has the vision, prior to Foucault’s theorizing, in which the Foucauldian anticipation of the liberation from the regime of discourse is made possible. The enormous pressure facing today’s people in the forming of subjectivity is definitely the normalizing power, the imposing discursive knowledge as truth, and the power-effect which shapes individuals’ life without being discerned.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Joyce’s characterization and Foucault’s critical concerns could propose a practicable solution to the issue of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當代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的《贖罪》是部揉雜獨特告白形式的小說。小說直到最終章才清楚指出，這不僅是伊恩麥克尤恩描述主角白昂妮贖罪的小說，更是書中主角白昂妮身為一位作家的告白及贖罪手段。游移在虛假與真實的邊界，此書的核心問題在於，小說家的寫作能否彌補現實生活犯下的過錯？而身為讀者的我們，又該如何解讀小說與告白的轉變？ 本文分成四個章節。第一章介紹《贖罪》的相關評論及理論架構。第二章先闡述巴赫汀的對話和複調理論，再剖析小說中的前三部份如何具體呈現這兩種特質，突顯白昂妮藉由多重敘述觀點，瓦解幼年時自我中心傾向並開啟與他者的對話。第三章聚焦於小說架構的告白轉折。長久以來，告白被視為一種賦予解放和完整自我的力量，傅柯則提出現代社會下的告白演變為自我規訓的機制。以傅柯的觀點來解讀小說結尾，白昂妮的告白在自我解放與治癒的表層下，其實隱含了快感和權力的螺旋結構，對真實及作者身份的延宕意味著她身為小說家權力的回歸。 / Ian McEwan's Atonement is a novel experimentally weaved with a peculiar confessional form. Not until the last part of the novel are readers informed the framed narrative structure: this is not merely McEwan's novel which depicts the heroine Briony's atonement,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grown-up novelist Briony's own confession crafted as a novel to make amends. This complicates our reading in retrospect as the ending reveals the central dilemma: how to judge the novelist's privilege to use confession to atone for the fault made in real life.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criticisms of Atonement, followed by my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dopted to read this novel. The second chapter begins with the explications of Bakhtin's theory of dialogism and polyphony. By integrating these two concepts to scrutinize the first three parts of the novel, I attempt to analyze how Briony's self-reflexive writing and utilizations of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expose her childhood monologic mentality and demonstrate her broadening of the self-other understandings.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the ambivalent confessional twist in relation to the previous story Briony has mesmerized readers to believe. While the confession has been historically considered as a means of self-liberation, Foucault brings out another aspect tha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confession has turned itself into a mechanism of self-discipline. The novel eventually strikes the final note on the double impetus of Briony's narrative that her confession offers a consolation to suture with the past but meanwhile, upon close inspection, the overtones of her restoration of power as a novelist and the spirals of pleasure and power still lurk beh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