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ẗat, Magisterarbeit, --Potsdam, 2005.

Humboldt-Univ., Habil.-Schr.--Berlin, 2000. / Literaturverz. S. [247] - 252.

Univ., Diss.--Hannover, 2004.

在本篇論文中，筆者試圖從「戰爭」的角度來描繪現代性的樣貌。戰爭如何刻劃著現代性呢？如何從戰爭與現代性的相互理解中來認識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呢？從西方歷史的發展軸線來看，在過去三百多年來有三件標誌著時代變化的重大事件：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伴隨著十九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1906年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2001年美國紐約世貿大樓所經歷的911恐怖攻擊。這些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揭示了現代性的深層變動。所以，在本篇論文中，筆者嘗試依循著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從社會學的知識發展傳統來提出整理和說明，並且，也希望從戰爭與現代性的切入角度來對未來的發展提出一些可能的思考方向。 在導論中，筆者從兩個小節來分別切入主題。首先，在「研究動機」這一節所提出的問題是：「社會學為何缺乏戰爭的研究？」我們試圖從十八世紀後半葉以來社會學知識發展的脈絡來加以回答。基本上，我們會發現到，以資本主義生活為基底所形成的「社會」這個概念，抑制了戰爭在社會學中的發展。其次，在第二節「問題意識」中，主要是從「社會學要如何研究戰爭？」這樣的提問，來檢討「民族國家與戰爭」這個命題。在其中我們可以發現到，社會學往往從「民族國家」出發來觸及戰爭現象的研究；但是，這容易落入只是對國家軍事「制度」和「組織」的研究，對於戰爭的思考可以引發的知識作用，以及戰爭理論和概念的建構就顯得相對匱乏。所以，我們試圖從政治社會學中「國家－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以及克勞塞維茲所提出的「政治－戰爭」之命題，從兩者的結合中進一步提出整體論文的分析架構（三個思考戰爭的典範）。 從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討論中，筆者依序整理出三個具代表性的思考戰爭議題的社會學典範：「民族國家－總體戰」、「階級鬥爭－游擊戰」、「生命政治－社會內戰」。三種「政治－戰爭」的類型也正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政治社會學立場與分析的延伸（韋伯的「民族國家就是社會」、馬克思主義者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抗」、傅柯的「從權力分析國家與社會」）。我們最終希望能在三個類型彼此之間形成一個對話與思考的空間，從而呈顯出一種現代性的戰爭考察。 基本上，在三個類型的建構上，是沿著與克勞塞維茲的對話來前進的。首先，「民族國家－總體戰」這個類型是具有原型的意義，因為，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戰爭正是現代性的根本特點之一。民族國家的戰爭標示出有限戰爭（封建）與絕對戰爭（現代）的差異，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也早已告訴我們集合全民意志的「總體戰」所帶來的驚人效果。此外，從韋伯的分析中，我們也企圖賦予克勞塞維茲的戰爭理論更多的社會學內涵。不同於克勞塞維茲將民族國家等同於社會這樣的整體觀，列寧依循著馬克思的思考傳統，強調社會內部階級差異的重要性，並且，配合著對於當時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之理解，而提出以「階級戰爭」來面對總體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略想法，這也就導致了民族國家與階級鬥爭兩者政治思考的融合。此後，在二次大戰與冷戰時代的第三世界革命中，游擊戰成為了最重要的戰鬥形式，這樣的形式也挑戰了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正規性框架。正規戰（總體戰）╱非正規戰（游擊戰）所帶來的差異為現代性的戰爭研究帶來了深刻的思想衝擊。傅柯則更進一步地拆解了整體同質社會的看法，不僅存在於階級這組權力關係，權力會在各個微觀的層面上不斷地運作。他翻轉了克勞塞維茲的戰爭命題，以戰爭（略）的權力模式批判了霍布斯的主權－法律模式。戰爭不僅是存在於國界邊境上的實際戰鬥，而是會瀰漫在整體社會的權力關係中。由權力關係形塑的個體（主體）如何整合進社會整體之中，正是現代民族國家生存與強化實力的重大任務，治安的政治技術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傅柯延續著治安的想法，而以「生命政治」來作為描述當代政治理性的核心概念，替代過去國家理性的想法。有別於傳統的戰略思想，從生命政治的角度，傅柯對後現代與全球化的戰爭思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最後，筆者也希望去凸顯出，在戰爭的歷史發展軸線中，「人民」形象的變化，並且，當「戰爭」的議題置入政治社會學三種「國家－社會」關係的思考模式時，不同的知識典範之間所形成的一種知識上的緊張性與相互撞擊，進而能夠使我們對於民族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度的思考。 在第五章中，我們嘗試從戰爭的角度來切進全球化的議題。從「全球化與戰爭」這樣的面向，來提出兩個主要的思考脈絡：「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以及「民主與戰爭」。儘管諸多全球性的危機和發展都使得民族國家的權力顯得軟弱無力，但是，從戰爭的角度來切入思考，全球化是否真的或如何改變了長期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現代性。此外，在全球政治秩序的形成過程中，民主作為當前的普世價值卻弔詭地成為發動戰爭的語意，其中的成因也是我們探究的焦點。為了釐清上述的問題，我們整理出兩個主要的理論思考模式：哈伯瑪斯的「後民族格局」以及Hardt和Negri的「帝國」模式。基本上，我們並不試圖採取上述任何一種立場，而是提出以戰爭的角度，來重新思考民族國家此一現代戰爭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變化。 在結論中，筆者指出當前相關的理論發展糾結在下面三種可能的思考取徑之中：馬基維利的國家理性、康德的永久和平、傅柯的戰爭與秩序（社會內戰、生命政治）。並且，還進一步地從國內外當前的學術潮流與發展情形，來評估本論文的意義與未來可能性。同時希望「戰爭」作為新的理論元素，能為政治社會學的發展開拓出更多的思考面向。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oncep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olence and politics characteristic of twentieth century fascist thought. It critiques existing approaches to fascism and fascist ideology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fascist studies and proposes and employs an alternate approach which centres and emphasizes the flexibility and mutability of fascist thought and denies that any particular complex of beliefs or concepts can be said to constitute an ‘essence’ or ‘heart’ of fascist ideology. Morphological studies are offered of four discursive traditions in fascist and fascist-adjacent thought with respect to violence and politics: German military theory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new’ French nationalism of the fin-de-siècle; the genre of ‘future warfare’ around an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work of Ernst Jünger and Carl Schmitt. The thesis concludes with som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made apparent in the morphological studies, an argument that those results vindicate the initial framing, and some avenues for extending them into areas of concret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 Graduate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