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開成五年（西元八四○年），漠北回鶻汗國因一連串的天災及內憂外患而瓦解，其部眾南下附唐，或紛紛西遷至原已有許多回鶻人散佈的河西、新疆及中亞等地，並逐漸形成甘州、高昌及喀喇汗三股回鶻政權。至十一世紀末，宋、遼、金、西夏等政權的勢力均未能及於新疆地區；西方的喀喇汗朝分裂為東、西二部；其他據地自立的小政權又未成氣候；伊斯蘭勢力也尚不及東進於此；此時，被視為漠北回鶻汗國血胤的高昌回鶻以高昌為都城，以天山地區為基地，並與當地原有回鶻人及原有居民結合，利用當時新疆地區呈現各大勢力真空狀態的絕佳時期鞏固本身實力，並利用與各周邊政權和平相處的靈活外交手腕促進了本身在商業與文化上的發展，因而成為新疆地區最大的政權及文化象徵。不久，來自東方的西遼、蒙古勢力先後進入新疆地區及中亞地區，面對這兩股新興政權，高昌回鶻一反其多面發展的外交政策習慣，放棄原來獨立汗國的身份，選擇成為西遼、蒙古的附屬國，以維持本身的生存，此一轉變與抉擇的背景、過程、影響，以及其身為屬國時期所擁有的特殊地位與特殊發展，是為本論文所探討的主題。針對此一主題，本論文所討論的重點便有以下幾項：一、高昌回鶻的形成，及其臣屬西遼、蒙古前的發展與涉外關係。二、高昌回鶻臣屬西遼、轉附蒙古的背景與臣屬後的政治地位。三、高昌回鶻臣屬西遼、蒙古後，三者之間的政治、文化互動。四、高昌回鶻具有敏銳政治嗅覺的原因。五、高昌回鶻臣屬西遼、蒙古，在新疆地區歷史發展上的影響。而在高昌回鶻臣屬於西遼、蒙古期間，除了維持生存並促使本身文化高度發展外，其臣屬行為還具有以下幾項特殊意義：一、西遼、蒙古對高昌回鶻的失去控制權，也正是西遼、蒙古大汗廷勢力走下坡的徵兆。二、由於文化交流頻繁，高昌回鶻成為西遼、蒙古突厥化的重要觸媒。三、臣屬西遼、蒙古之後，高昌回鶻的地理位置雖使其較不易受其他政權的威脅，但也造成高昌回鶻人擺脫不了其「附屬國」的身份。四、今天新疆地區以維吾爾族為主體，同時伊斯蘭勢力成為主導當地生活、思想、社會文化的主要力量，此種情況的形成契機，正是高昌回鶻西遷後建立政權，同時臣服西遼、蒙古以自保後，與西遼、蒙古的統治者及文化彼此之間的互動，配合當地各方面的發展，以及受中亞諸突厥語族的影響，逐漸發展而成的。

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因為一個民族的特性，是其文學創作最迷人且最具永恆性的價值所在。《福樂智慧》便是這樣一部文學巨著，藉由對其語言修辭的探討及文體內容的分析，可勾勒出當時（十一世紀前後）維吾爾社會文化的大概形貌，所以文學性是本篇論文首先所要陳述的。《福》書中不僅承繼其本族文學的精華，亦接受了波斯、伊斯蘭文學的薰陶，並結合詩的語言及戲劇的形式，開創了其族詩劇體裁的先河。而《福》書所反映的時代，正是維吾爾族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起了重大變化的關鍵時代，因此，本文試從文學、政治、經濟、社會等相關層面來探討其所反映的社會文化。 就政治方面而言，除了反映出當時的政治結構及吏治由盛轉衰的變化外，亦表達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及百姓的心聲。經濟上則從單純的游牧經濟，進入從事農、牧、商、手工業等多種混合經濟的社會，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巨大變化，對維吾爾人的文化、歷史發展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在社會生活方面，除了對當時的社會禮俗有所描繪外，對天文學的知識亦著墨不少；而改宗伊斯蘭教對其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原先多元、自由的宗教信仰，到伊斯蘭教勢力的擴張，後更進而成為一元化的伊斯蘭社會，其社會文化是迥異於以往的。雖然如此，但在十一世紀，伊斯蘭教雖已佔優勢，然而其族原先所信奉過的信仰遺跡，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在《福》書中仍餘緒蕩漾。 《福》書中除了反映出當時合成式的社會文化外，作者玉素甫在面對外來文化的衝擊及時代巨變的時候，其致力於「本土化」的努力，在書中亦表露無遺，而這應是本於一個知識份子的民族良知，在努力與妥協的涵化過程中，也展現了維吾爾社會文化的蛻變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