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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預言之研究

晉代范甯評論《左傳》說:「左傳豔而富,其失也巫」;唐代韓愈認為:「《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宋代朱熹則說:「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巫」、「浮誇」、「理差」,這三項考語成為了《左傳》牢不可滅的印記。《左傳》記載許以神異方式進行的預言,因此有了「巫」、及「浮誇」的批評。朱熹以義理為標準,批評《左傳》以成敗論是非,趨利避害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而這樣功利主義的色彩,在《左傳》的預言中更是明顯。《左傳》中的預言有很明顯的「行道有福」、「違禮失德則害」,以利誘及威脅的方式去鼓勵人們行為能夠有德、合禮,這樣的觀點,自然不能合乎朱熹的思路,故有「理差」的考評。
近代自康有為以來疑古風氣盛行,近人顧頡剛認為:預言為《左傳》中不可信的史料;楊伯峻則以「預言的應驗與否」作為考定《左傳》成書年代的依據。
對於《左傳》中預言的研究集中在巫、浮誇、或作為成書年代的斷限,卻對數量如此龐大的預言缺乏系統性的研究,因此為使對《左傳》的研究能夠更加完整,便以此為題,希冀對《左傳》研究貢獻棉薄之力。
在第二章中,探討了上古時期的思維模式、宗教信仰,史官、卜官藉各種神秘方式進行預言。到了春秋中期以後,眾多的卿大夫以自己的知識、經驗加入預言者的行列,以理性思維的態度,思考人的言行、態度所造成的後果,使預言方式更加理性。
第三章,針對預言分佈的地區、年代作數據上的統計整理,發現預言並非是平均分佈,而是集中在部分諸侯國以及特定的時代階段上。由此可以看出:《左傳》利用時代的混亂,以預言的敘述強化禮樂的重要性。此外,大量的卿大夫加入了預言者的行列,不論是傳統的預言者或卿大夫,都習以理性思維的方式進行預言活動,再次凸顯春秋時代為人文精神昂揚的時代。
第四章從敘事的角度談預言在《左傳》中的功用,探討違禮、失德與人世禍福;道德品質與戰爭勝敗;個人行為與生死榮辱的箇中關係,藉此凸顯《左傳》的作者是有意圖的藉由預言的不斷應驗,達成「使亂臣賊子懼」的歷史功能。
第五章從《左傳》的寫作背景為起點,探討數量龐大的預言敘述的背後,有明顯的儒家觀點,企圖以威脅、利誘的方式說明合禮、有德好處,進而重新恢復社會的秩序。另外,對預言成效亦作檢討。
限於學力,本論文在預言的應驗效度問題、預言是否為後人捏造的問題,雖略有提及,但仍是不足,留待後人補足。

Identifer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0919120081
Creators李強
Publisher國立政治大學
Source Sets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Language中文
Detected LanguageUnknown
Typetext
Rights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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