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代論文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國際社會，出現了幾個偏重經濟性質的名詞，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三等；這就是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以及待開發國家，後兩者又被混合為「開發中國家」或「落後國家」，以與前一類國家相對稱。劃分的標準一般係根據赫根士教授（B. Higgins）的解釋：「一國的每人平均真實國民所得尚不及美國每人所得的四分之一—即尚不足五百美元—則可列入落後國家」。依此，我國與一九六二年前的日本，均列為赫氏眼中的「落後國家」。
儘管這種劃分，並不為國際社會所公認，聯合國對此一詞彙含義的演繹便大感困擾；儘管英美經濟學者推崇落後國家精神生活的一面，例如英國牛津大學鮑爾教授（Peter T. Bauer）明確指出：「落後僅指經濟與技術的低下與落後，並不含其他。某些落後國家如中國與印度均具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與文化。」：儘管不為當事國人民所接受，但，基於此一名詞代表的意義以及國民所得業被經濟學者作為衡量一國經濟成長的指標，所有被列為開發級的國家，為了爭取「晉級」，與乎確切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及育樂等生活條件，躋人已開發國家之林，莫不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
所謂國家現代化，一言以蔽之，乃是一個從傳統社會推進到生活與思想與時俱進的階段，或謂促使一國真實國民所得增加臻於足以維持現代生活的成長過程。現代化是超時序的，由於起步有先後，世界各國遂處於不同的成長階段。美國經濟學者羅斯陶（W. W. Rostow）將各國朝現代化目標前進的經濟發展階段，分為以下五個：一、傳統社會，二、起飛前的過渡階段，三、正在起飛階段，四、邁向成熟階段，五、高度大量消費時代。
無庸諱言，由於我國從事經濟發展，特別是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工作，遲緩了許多年代，雖然民國四十二年起實施四年經建計劃，但民國四十九年時，尹仲容先生尚認為「台灣經濟已大致渡過了過渡階段，也就是說，起飛的準備已經粗告完成，但還沒有起飛」，到了今天，如果依照羅期陶開出的「起飛」條件來審度，台灣的經濟發展情況纔算勉強地進入了此一階段。
和其他開發中國家一樣，我國經濟發展的成敗，繫於政府的努力與人民之有無經濟化意願和經濟化努力，特別是前者，它往往是社會由傳統過渡到現代化的關鍵與必要條件。魯易士教授（Arthur W. Lewis）把經濟化的努力，與知識及資本的增加，列為促進經濟成長的三大主因。
人民的經濟化意願可被解釋為：人民對經濟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經濟活動是指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一項努力：此項努力為經濟發展必需，因此，人民經濟化意願亦可解釋為：人民對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這種活動表現在擔當風險、發明、實驗、創新、專業化、分工等等方面，一國人民在經濟發展中也就分別擔當這些角色。如果這些活動不存在，或因社會制度等原因，未受到鼓勵，都將影響發展的步伐。職是之故，開發中國家對於人民經濟化意願的激勵，是不遺餘力的，總希望全國之內人人自動投身於國家現代化工作，而激發人民經濟化意願過程中，各種方式的教育與觀念的灌輸，又居於舉足重輕的地位，具有說服力，能對新問題創造意見，有時候並能改變意見的大眾傳播媒介，遂為開發中國家所重視和運用，期藉傳播產生的效果，來增進人民對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認識，引發人民同心協力，參與現代化的運動。
至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近代經濟學者幾乎一致公認它居於領導、策劃的樞紐地位。完全的「自由放任」時代已經過去。從歷史上觀察，即使最崇尚「自由」的英、美兩國政府，在經濟成長中扮演重要而有益的角色，亦不例外。凱因斯（J. M. Keynes）甚且主張經濟進步的國家，其政府擔當相當程度企業職能等角色；魯易士則認為，任何國家的政府，應擔當社會基本投資及「人的投資」，創造有利的「社會氣候」，規劃自然資源的運用，加速農工發展，訂定人口政策，有效運用外援及國際貸款，以及釐訂長期性計劃，來推動經濟發展，期能使人民經濟化意願得到充分表現的機會，益加堅定全國上下對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決心。
就大眾傳播媒介的理論言，人民經濟化意願實際上即是人類易變個性（Mobile Personality）的更張或強化（Empathy），而大眾傳播媒介本身則是此一性格的「擴充者」（The mobility multiplier）。大眾傳播學者倫奈爾（Dr. Daniel Lerner）曾就其研究心得，提出主張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發展中承擔了『大擴充者』的任務，並成為空前不可計量地加速和廣泛推廣所需知識和態度的工具」。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不禁要問：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大眾傳播媒介對於人民經濟化意願的鼓勵與強化，究竟作了些什麼貢獻？它是否能夠配合灌輸發展中所亟需的工商業經營建設知識，尤其是一些啟發性的觀念，又它對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表現，是否已盡了督促和提供決策的責任？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因此，研究分析台灣報紙廣義的經濟新聞報導與評論，乃為本論文的中心意旨。
選擇報紙作為研究的對象，考慮到傳播媒介在台灣的普及性與報導評論深度。依據統計，台灣每千人有六十份報紙，一百架收音機，以及十臺電視機；收音機數量雖然多於報紙，但從報導內容看，報紙的無所不容性，實大於前者，同時，許多有關經濟事態的消息與論見，均以不合電臺與電視節目性質而被剔除。此外，儘管印刷媒介在傳播通路中，閱聽人參預程度不及前兩者遠甚，然它在國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威望較高等優點。卻凌駕其上。所幸，傳播通路效果及其影響性，並非本論文之鵠的，以報紙普及性與報導深度率先其他媒介，作為選擇的標準，應無庸置疑。
本論文共分為八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闡述傳播媒介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及其協助社會轉變的道德與責任問題；第二章系說明報紙存在之價值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提出其為開發中國家協助經濟發展最有影響力的傳播媒介；第四章討論一個雞與蛋的問題，即台灣經濟發展帶來了繁榮的工商企業，並成為報業發展的契機；第五章係運用一連串的統計或有關資料，分析台灣具有代表性報紙經濟新聞報導評論內容，並從比較及列舉的個案中，檢討台灣報業是否已經盡了「大擴充者」的責職，以及有那些不配合的地方；第六章進一步說明台灣經濟發展下，工商界為報業培植出來的另一果實—經濟性專業報紙的復甦和它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第七章係就台灣報業經濟新聞報導與評論的缺點，指出今後加強改進的途徑；第八章為結論。
必須一提的是，本論文第五章所用報紙資料，係採抽樣方式，從台灣目前銷路較廣或經濟新聞較多的報紙中選作研究目標，例如四八—五七年各報論文比較，以中央日報、中國時報、新生報及聯合報為對象。
關於研究時間之所以從四十八年起，系由於根據國內外經濟學者的看法，認為台灣經濟在四十九年以前，祇能說是穩定與復舊階段，談不上起飛或發展，而四十八年則是新舊交替的一年，故仍予列入。
|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B2002009392 |
| Creators | 朱維瑜 |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 Language | 中文 |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 Type | text |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Page generated in 0.0024 seco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