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GATS觀光建制演進為例，驗證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為基礎所建立的基本假設。本文對GATS觀光建制演進所作之考察，驗證了經濟過程面、整體權力結構、議題權力結構、國際組織面等總體政治經濟結構面因素，在不同階段，單獨或合併對GATS觀光建制立法演進產生不同面向之影響。(見圖7-1)
經濟與科技發展及變化，是GATS及觀光建制議題形成的主要動能。GATS建制之形成，最初之原動力來自於美國因經濟及科技發展，而產生將服務貿易納入多邊貿易體系之利益認知，進而透過議程設定以推動建制之形成。WTO設立後，面對全球觀光需求成長之趨勢，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看到許多觀光商機，皆對觀光服務貿易寄以厚望，因此產生了持續進行觀光自由化談判之動能。
經濟與科技發展及變化，除了促成繼續推動模式二自由化承諾外，亦驅策已開發國家如美國所主張之模式三自由化，及開發中國家如印度所主張之模式四自由化。網路科技之進步，提高某些服務以模式一跨境提供的可行性，而產生模式一自由化之動機。但經濟與科技發展及變化，固然帶來了商機，也導致某些開發中國家所賴以維生之觀光產業，遭受跨國公司挾新科技之重大威脅。觀光附件立法之原始驅力，即來自於開發中國家面對經濟及科技變化所帶來之挑戰，期望透過立法途徑以有效減少利益漏失。
經濟及科技變化因素產生了談判動機，但仍有賴足夠的權力才能推動談判，而將所欲談判之議題推上議程，並影響談判結果。GATS建制之形成，最初得力於美國運用其於冷戰時期的強大整體權力為後盾，排除議價障礙，而將服務貿易議題推上烏拉圭回合談判議程。但隨著冷戰結束，整體權力結構未必能支配個別議題權力結構，美國較難運用其整體權力以遂行其在經貿議題領域的主張。因此，在服務貿易議題領域，烏拉圭回合後期一再出現多數意見凌駕美國利益期待的重要決定，例如美國所主張之國民待遇與市場開放二大原則列入一般義務，以及以負面表列方式作承諾，均遭到多數意見反對而大幅修改。
就權力結構面向觀察，當前WTO下的整體權力結構，係美國為首，EC協同領導，G-20具有關鍵反對地位的態勢。觀光議題權力結構，大致與WTO下的整體權力結構接近，亦是美歐主導，G-20具關鍵地位之態勢。整體權力結構因素，對於WTO建制整體推進與遲滯，例如杜哈議程的整體進展，影響較為直接。觀光特定承諾談判作為杜哈議程下服務貿易談判的一環，亦受整體進展之間接影響。美國所主張之旅館服務模式三自由化，以及「觀光談判九國立場文件」所主張之模式一及模式四自由化，皆因取得足夠的權力基礎，而較有機會進入談判議程。對觀光附件提案國言，觀光附件提案在杜哈議程展開後的政治經濟氣候下，迅速失去動能，與提案國勢單力薄，欠缺權力基礎不無關係。透過議題串連及或結盟可提高權力；觀光附件原始提案國多明尼加等，透過「觀光談判九國立場文件」提案，而與G-20主要成員議題結盟，不無強化提案之權力基礎，以提高競爭防護議題進入談判議程機會之意。
議題權力結構對於觀光談判有其影響。雖然由於整體權力結構與觀光議題權力結構的落差不大，其權力基礎究係整體權力或議題權力，不易分辨。不過，印度在杜哈議程下大幅放寬對觀光旅遊服務模式三自由化之承諾，議題權力結構可以局部解釋此一立場大轉變之原因。觀光附件提案國整體權力甚弱，但因對觀光議題之重視，傾力推動，而使其在此議題之權力得以提升，而發揮影響議程之作用。
在國際組織面因素方面，正式或非正式國際網絡、規範、制度，對權力行使所產生之約束力或助力，有時會造成與權力結構不盡一致的議價結果。昔日GATS形成之初，係在原GATT建制下進行談判，開發中國家得以利用GATT既有架構表達反對立場，而導致GATT秘書處無法於1980年代初期建立服務貿易討論的正式議程。其後，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在強調「貿易體系整體需求」而不考慮個別國家利益下，限制了美國之權力運用，使其無法迫使他國接受其所擬訂的「服務貿易總協定」草案版本。國際組織面因素，對弱國的權力的行使常有頗大助力。尤其是GATS發展規範及其所衍生之規則，使權力相對弱勢之開發中國家取得更佳議價地位。開發中國家關於觀光議題之提案，無論是特定承諾談判或觀光附件相關議題之主張，發展規範及相關規則皆是重要後盾。反觀已開發國家受發展規範之拘束，卻又不能加以挑戰，只能於規則層次爭取有利之解釋。除發展規範外，WTO單一承諾談判制度及投票規則，乃至其他國際組織如世界觀光組織、UNCTAD，乃至NGOs的網絡關係或行為規範，亦對觀光建制演進有所影響。
本文之考察，亦驗證了另一項結構面之基本假設：改變GATS建制內容的新主張能否推進，前提是會員對於在「促進經濟福祉」及「維護政策自主」二方面相互利益之強弱有無之認知。GATS建制之自由化、發展、國內管制等三大主要規範，均可辨認出此二類可期待之相互利益，作為合作之基礎。惟強弱有別；例如，發展規範對已開發國家眼前之直接利益顯然不大，故政治基礎較不穩定，從而出現透過政治運作而降低牽制之嘗試。基本上，國家恒常運用其權力以追求利益，倘若某一涉及建制演進之主張，並無足夠的相互利益可資期待，則難誘發其運用權力以推進該主張之動能。推動建制改變的提案主張，必須具有與權力結構大致相稱的相互利益，但發展規範的推進無此條件。因此，相較於自由化規範，發展規範之推進，更有賴權力較大之會員，著眼於長期整體利益，包括價值理念之維護，作出較多讓步。
觀光特定承諾談判係以GATS自由化規範之相互利益為基礎，若能維持各提供模式自由化之均衡，兼顧發展規範，則其相互利益堪稱顯著，有助建制新內容之推進。例如，印度對觀光服務市場開放進一步放寬，除權力結構面因素外，顯著的「促進經濟福祉」預期相互利益之存在，亦有其解釋力。較大的挑戰是觀光附件提案；此一提案因係以發展規範為基礎，故其提案內容相互利益本即較不顯著，但不僅已開發國家無利益，連許多開發中國家所關心的政策自主利益亦遭威脅。此一提案雖一度獲得熱烈討論，卻於2002年杜哈議程展開後歸於沉寂，預期之相互利益不足乃是導致其失去動能的根本原因。在杜哈議程的政治現實下，原提案國改以「示範要求文件」，在特定承諾談判中，以實現觀光附件之目標，有其相互利益之考量。
展望未來，觀光服務貿易對不同發展階段之國家，皆具有潛在利益。對於服務貿易普遍缺少競爭力的開發中國家來說，觀光服務貿易更提供了創造外匯及就業機會而消除貧窮的契機所在。隨著全球化之推進，國際觀光服務貿易的商機愈來愈多，但跨國公司運用新科技，並進行各種形態之企業整合，導致競爭更趨白熱化，因而開發中國家所擔心的經濟利益漏失亦可能加劇。不同發展階段的WTO會員，基於各自的利益認知，皆有意運用權力以影響觀光建制之演進，使其朝著有利於已的方向發展。因此，GATS觀光服務貿易建制下，無論是特定承諾談判，或如觀光附件之類的規則談判，經濟面向的動能未來將持續存在。
但談判能否推進，重要前提是提案內容是否在「促進經濟福祉」及「維護政策自主」二方面具有相互利益。觀光附件提案在杜哈發展議程中遭到冰存，主因之一是相互利益不足。隨著全球化持續推進，國際觀光所出現的經濟漏失可能更趨嚴重，倘若觀光附件內容加以修改，而能解決開發中國家既要防止經濟利益漏失，又要避免主權旁落之兩難困境，兼具經濟福祉及政策自主之相互利益，則不無可能重新取得大部分開發中國家之支持。假如進一步在內容設計上，兼顧已開發國家之立場，則立法阻力將可減少。必須注意的是，期待相互利益是某一主張被接受的基礎，然而若日後之實際相互利益，與期待利益落差過大，則可能侵蝕原先的合作基礎，而對建制造成危機。例如，國內管制規範的實踐經驗，即出現與預期相互利益不符之情形，造成規範弱化之挑戰。
未來GATS建制演進之實際進展，主要仍受權力結構之支配。就整體權力結構觀察，美國在「一超多強」結構下，仍是軍事獨強，也是WTO下整體權力最強的會員。但EC在其會員擴增為25國且進一步整合後，或許更具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實力；「金磚四國」整體力量上升，除了已經在WTO內的中國、印度、巴西外，尚有俄羅斯即將加入，未來可能在農業G-20基礎上，展現其在WTO下更強的的結盟實力，但由於四國的基本利益並不一致，故其未來影響尚待觀察。就目前WTO會員之權力結構而言，美國與歐盟對建制的支持，是維繫及演進的關鍵所在。整體而言，多邊自由貿易建制合乎美國及歐盟的政治經濟利益，理當可獲其支持。 再就價值理念言，會員間除了權力與利益的理性計算外，也受到價值觀之制約，而多邊自由貿易建制，本質上係以西方式自由民主理念為價值基礎，對美國及歐盟具制約力。因此，在可見的未來，不易出現類似1970年代國際貨幣建制瓦解之情形。
在觀光議題權力結構方面，從統計數字顯示的趨勢觀之，美國、EC將繼續居於主導地位。但開發中國家的權力持續上升，中國與印度皆因觀光消費能力增加而產生議題權力；中國之成長尤其值得注意。另一方面，國際觀光對「金磚四國」外匯收益及就業機會之提供日趨重要，增加其對觀光客來源國之經濟依賴。
整體權力結構與觀光議題權力結構合併觀之，美國在可見的未來仍將是談判動能的主要來源，但美國必須獲得到EC的支持，並取得G-20之諒解，始能順利推動議程，在觀光服務模式三自由化之推動，此一權力基礎將繼續存在。從G-20在坎昆會議中面對美歐聯手所展現的對抗力量觀之，縱使推動議程的力量尚嫌不足，至少有力量阻滯議程，而迫使美國及EC重視其意見。G-20未來權力可能繼續上升，但對已開發國家的依賴將加深，且因各自與不同已開發國家間的權力關係不等距，而可能造成權力結構複雜化。 「觀光談判九國立場文件」所表達的模式四自由化，及限制觀光反競爭行為等立場，若開發中國家立場一致，則有機會獲得回應，但因權力結構日趨複雜，一切仍有變數。
就國際組織面言，發展規範及其相關規則，可望繼續牽制已開發國家，而提供開發中國家，尤其低度開發國家助力，使其向已開發國家所提出之主張更具正當性。未來，只要美國無意改變其積極參與並領導WTO建制的基本政策，當不致一味推動自由化規範，而偏廢發展規範。觀察WTO近年來的演進脈絡，美國面對國際組織面向之牽制，傾向於切割開發中國家陣營，限縮發展規範的適用對象於低度開發國家，而將發展規範對其之牽制減至最低。其次，開發中國家所一再主張的GATS第4條落實或施行問題，攸關發展規範下的權利義務內容，影響議價態勢及結果，乃是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未來無法迴避的問題。此外，WTO決策規則及實踐，包括正式程序及非正式機制如「綠室會議」之運作，未來是否改變，對議價結果也會有影響。在司法層面，WTO爭端解決之決定，例如美墨電信案對參考文件及發展規範之見解，以及網路賭博案對國內管制例外之解釋，也可能對觀光建制演進產生影響。
|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0902535022 |
| Creators | 周旭華 |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 Language | 中文 |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 Type | text |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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