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欲探究《史記》在中國傳統史傳「敘事」文類中，對《左傳》、《國語》等先行史傳在文體「形式」上，如體例、筆法之繼承與「突圍」；更欲深究《史記》在「文化精神」上，對該時代意識及世界觀之傳承與「突圍」；亦即從文化史角度，探究司馬遷著《史記》的「價值和理想」等「意識形態」與其表現『意識』之方式。 　　本文以《左傳》、《國語》與《史記》等史傳共同記載之春秋末年吳越爭霸相關人物――夫差、句踐和伍子胥――所涉及的敘事篇章：〈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世家〉和〈伍子胥列傳〉為論述中心，藉由文獻分析與互文法，探究內容涵蓋從「世家」到「列傳」的此三篇敘事。司馬遷何以特別「突圍」吳太伯與季札之「義、讓」；句踐與范蠡間君、臣相處之「知、捨」；伍子胥與白公勝對君王之「怨、怒」。依序觀察司馬遷對於王道觀、君臣相處之道與天道觀、士道觀的繼承與「突圍」。 　　循此，探究春秋戰國之《左傳》、《國語》等史傳，迄於漢代之《史記》，在外在體例與內在文化意識、思想、價值之繼承與超越，及對後世造成的影響；觀察宇文所安提出之「敘事內驅力」――「天、性格與意志」――即「意志與命運」間相互滲透的變化情形；窺探中國史傳從《國語》、《左傳》到《史記》間，「言」、「事」畸輕畸重至「言、事相兼」的發展過程；對比、參照《史記》與《左傳》、《國語》等史傳間，針對同一史料之記載差異處，此即司馬遷之個人抒情與歷史意識之欲「突圍」與最動人處，即本文第二章至第四章之第四節所欲探究司馬遷之敘事文心，以聆聽司馬遷以《史記》「突圍」整個時代、文化價值觀之高音。　 　　本文企圖以《史記》敘事為論述中心，揭露中國史傳敘事傳統中相互引用、對話、競爭的延續脈絡，來豐富《史記》敘事研究的角度。探究司馬遷如何透過史傳敘事的繼承與「突圍」，展現其個人與宿命的抗爭；承接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脈絡下，以《史記》向孔子之《春秋》致敬；並聆聽在家族傳承與個人使命交織下，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或嘆或怨的個人不朽之音，重建一個可能的「中國文化史之敘述傳統」及其未來的發展性，使中國史傳敘事傳統與《史記》的敘事研究更豐富、多元，實為本文之企盼與渴望。

本篇論文是以中國大陸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州治所在臨夏市為主要的田調場域，研究對象是臨夏市穆斯林社群的婦女們，研究切入的時間點正值西部大開發帶動臨夏社會經濟現代化的契機，此地的穆斯林因應此變化被迫必要調整其傳統倫理規範對婦女們的制約，讓婦女走出家庭、甚至走出河州，解放其勞動力，隨其知識獨立經濟獨立後，藉此良機提升地位，並對社會做更大的貢獻。 臨夏市的穆斯林社群是傳統華夏社會的縮影，惟因位處邊緣加上歷史因素，其社群相對封閉而變化較緩，婦女地位低下仍是目前社群內部普遍存在的問題。搭乘大開發的列車，為呈現穆斯林女性地位已出現或可能有的變化，在章節的安排上，第一章、第二章針對回回婦女集體歷史記錄的失落，企圖利用有限的文獻材料，重構此邊緣族群婦女的歷史圖像，順勢彰顯華夏社會“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根深柢固的傳統與臨夏穆斯林社群的婦女地位問題相對應的關係，特別是在複合文化交疊、異例突出的邊緣地帶；為釐清外界對伊斯蘭教與回回社群的誤解，特別在第三章釐清這個複合規範的內涵，分從儒家的道德綱常、伊斯蘭的倫理觀與西北特殊的風俗民情三部分論述，時至今日臨夏穆斯林婦女所承受的規範制約，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調整或必要革新，或許在地的穆斯林也並不是那麼清楚所謂的傳統，究竟是舊封建社會的遺緒，抑或是伊斯蘭教教義、教法使然，不願人云亦云、積非成是地全歸咎於伊斯蘭的宗教特性，對照歷史軌跡尋繹，從理性認知解放臨夏穆斯林婦女，自覺、自尊方能由此建立。 筆者如此關注臨夏穆斯林婦女地位的問題，乃因在臨夏調研時的實際觀察，仍見臨夏穆斯林社群婦女很傳統的生活面向，故在第四章介紹傳統規約下的婦女生活，從婦女的婚姻、家庭生活、勞務分工與宗教規箴對女學的影響等方面提供一些民族誌的觀察。由於社會調查有其普遍採樣的困難和限制，加上臨夏正處在社會經濟變遷的過渡階段，多元、多樣正是此階段的特色，故選擇口訪對象盡可能是在一定的社會高度，有較廣泛見聞以及能理性陳述的對象，不乏公部門幹部、老師、醫師和律師，藉之強化此民族誌觀察的可信度與說服力。 本篇論文的第五章則談論臨夏經濟發展人力需求的趨勢，而穆斯林婦女所須具備的競爭條件，而從臨夏婦女接受義務教育的現實問題、宗教女學蓬勃發展的利弊以及婦女法律認知、制度配套與人為因素致使婦女權利在實踐上出現相當的落差，於田調實察所得數據和資料來說明社群內部有待改變、革新之處。現代化的潮流和進程難以阻擋，臨夏市在現代化社會的轉型過程，舊價值與新發展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性無可避免，婦女地位提升已成為社會整體進步的關鍵，也漸成為穆斯林社群的共識；包括臨夏面對都市化的衝擊，伊斯蘭Jamaat內部可能面臨的文化危機，保守的宗教體制內是否應該與時俱進地賦予女學新定位、新任務，促使婦女在族教邊界的維繫上發揮固基的力量，故在第六章仍以民族誌的觀察為主，介紹臨夏部分穆斯林女性在宗教、學術、經濟與政治等領域不凡的表現，她們衝破既有族教藩籬與限制，力爭上游，成為在地穆斯林婦女效法的標竿。總之，改善不利於穆斯林婦女發展的負向指標，提升她們的地位，在推動臨夏社會經濟進步極具現實價值，是本論文的研究旨趣所在。 任何社群只要存在兩性的差異，婦女學與兩性研究就有存在下去的理由。過往少數民族婦女議題歸屬學術研究的邊陲，本篇論文就學術價值而言，其貢獻有二：一則，為社會科學研究婦女民族誌開闢了新領域，強化女性文化的基礎；二則，選擇邊緣穆斯林族群的婦女議題，除了釐清對伊斯蘭教在中國西北世俗化過程的許多誤解，也使穆斯林婦女在現代婦女史與婦女民族誌中不再留白，或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