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探討的是中國西南苗族如何皈信基督教的過程，以及在時局的影響下，他們如何在基督徒、中華國族與苗族之間的身份認同中求取平衡與進行轉換。這個議題牽涉到信徒如何藉宗教在今世尋求成功，與在來世尋求永恆盼望，並苗族追尋現代化的過程與政教關係的互動。 基督教在清末傳入黔西北地區，在苗族與儸儸群眾中獲得很大的迴響；傳教士透過設立教會學校、創制民族文字，將知識與信仰一併帶給邊疆民族，並培育出許許多多的本地知識份子。其時，正好也是國家外患頻仍的年代，當政府意欲透過邊疆教育來取得土著民族的國家認同以鞏固國防時，才發現西南地區的許多民族都已經深受基督教的影響，甚至在國家認同上出現動搖。因之，國家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在西南地區爭取少數民族的認同，意欲將他們吸納成為中華國族的一員。而作為國家與族群之間的苗族知識份子遂成為國家亟欲拉攏的對象，而這批知識份子也在當中扮演著為民族爭取利權的中介者角色。 此時的中國基督教正面臨轉型，強大的國族主義情緒讓中國基督教必須走上本色化路線，這股思潮也同樣影響了黔西北苗族教會，並以內地會教會為中心發展出本色化的民族宗教特色，且在靈恩運動的影響下，走向唱靈歌、跳靈舞與見異象的千禧年信仰。從苗族流傳史詩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歷史記憶中已帶有一種期盼新天新地的想望。這樣的期盼，成為他們在面對壓力時的一種態度，而實際的表現，就是在歷來的「鬧升天」與「鬧搬家」的行動當中。而且，隨著靈恩運動與天啟末世信仰的影響越來越大，藉由教會作為資訊流通的媒介，這種末世的焦慮感渲染成為普遍的群眾運動，甚至在 1950 年代演變成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武裝「鬧皇帝」運動。 我認為，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黔西北的苗族基督教發展，不但藉由教會的媒介，在橫向的空間上與中國政治以及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接軌，在縱向的歷史脈絡與族群記憶中，也持續受到族群傳統的影響，是研究全球基督教發展的大圖像中，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