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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共宗教論述建構之研究-兼論中共政教關係發展賴皆興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中共是一個強調「無神論」的政權,並且在建政以後做過相當多對宗教不友善的事情,壓擠宗教的生存空間,並且企圖以自己的馬列毛意識型態來取代人民對宗教的信仰。中共政權對宗教存在空間的壓迫、對宗教存在意義的否定、乃至對宗教範疇的整肅與破壞,在中國歷朝歷代中實屬罕見。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政權逐漸改變過去對宗教的種種不友善的態度,而給予宗教相當程度的活動空間,並且重新定位宗教的存在意涵,認為宗教是可以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相適應的。這種轉變,一方面標誌著中共政權企圖通過意識型態來取代宗教在人民心中的信仰位置是不成功的事實之外,並一方面也標誌著,中共政權已經意識到宗教將長期存在的問題,並且考慮的是宗教所代表的神權與國家所擁有的政權,兩者之間應該如何共處且共生共榮的問題。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政權也通過了官方宗教論述的轉向來表現其宗教意識型態建構內涵的變遷,從而也制約與影響了非官方宗教論述的建構。
因此,本文通過對中共「官方宗教論述的建構」、「政教關係發展史論述的建構」、「宗教本質論述的建構」、「反官方宗教的負面論述建構」等議題的梳理,來說明當代中共宗教論述建構的背後,到底代表何種政教關係發展意涵。我們通過這幾個議題在「宗教論述」和「政教關係」之間的辯證互動表現,探討官方的權力網絡如何在論述層面上對宗教領域產生制約、影響和互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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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占星學與漢代政治神學建構 / Han astrology and political theology Construction of the Han Dynasty黃世儀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在中國唐朝以前,占星學一直是帝王之學,其占辭及關注的重點都是軍國大事,而無涉於個人及家族的命運。而古代占星學的理論及架構到戰國時代才算完整,到了漢代時,占星學的發展及理論則更加成熟,也是本文論述的主題。
傳統的占星學資料,零散見於古代典籍中,直到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開始,傳統的占星學才有系統性的整理,之後的《漢書》、《後漢書》則仿效史記的體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再加上董仲舒及劉安的應用與提倡,使漢朝成為中國占星學史上第一個集大成的朝代。
占星學與政治發展密不可分,所以無論是君主還是知識分子,則致力於利用占星學,而達到政治神學建構的目的,君主可以依此而建構「君權神授」的政治神話,而知識份子則是意圖操控占星的詮釋權,以獲取政治上的地位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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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南苗族的基督新教與現代性(1900-1960) / Protestantism and Modernity of the Hmong(Miao) in the Southwest China, 1900-1960胡其瑞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探討的是中國西南苗族如何皈信基督教的過程,以及在時局的影響下,他們如何在基督徒、中華國族與苗族之間的身份認同中求取平衡與進行轉換。這個議題牽涉到信徒如何藉宗教在今世尋求成功,與在來世尋求永恆盼望,並苗族追尋現代化的過程與政教關係的互動。
基督教在清末傳入黔西北地區,在苗族與儸儸群眾中獲得很大的迴響;傳教士透過設立教會學校、創制民族文字,將知識與信仰一併帶給邊疆民族,並培育出許許多多的本地知識份子。其時,正好也是國家外患頻仍的年代,當政府意欲透過邊疆教育來取得土著民族的國家認同以鞏固國防時,才發現西南地區的許多民族都已經深受基督教的影響,甚至在國家認同上出現動搖。因之,國家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在西南地區爭取少數民族的認同,意欲將他們吸納成為中華國族的一員。而作為國家與族群之間的苗族知識份子遂成為國家亟欲拉攏的對象,而這批知識份子也在當中扮演著為民族爭取利權的中介者角色。
此時的中國基督教正面臨轉型,強大的國族主義情緒讓中國基督教必須走上本色化路線,這股思潮也同樣影響了黔西北苗族教會,並以內地會教會為中心發展出本色化的民族宗教特色,且在靈恩運動的影響下,走向唱靈歌、跳靈舞與見異象的千禧年信仰。從苗族流傳史詩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歷史記憶中已帶有一種期盼新天新地的想望。這樣的期盼,成為他們在面對壓力時的一種態度,而實際的表現,就是在歷來的「鬧升天」與「鬧搬家」的行動當中。而且,隨著靈恩運動與天啟末世信仰的影響越來越大,藉由教會作為資訊流通的媒介,這種末世的焦慮感渲染成為普遍的群眾運動,甚至在 1950 年代演變成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武裝「鬧皇帝」運動。
我認為,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黔西北的苗族基督教發展,不但藉由教會的媒介,在橫向的空間上與中國政治以及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接軌,在縱向的歷史脈絡與族群記憶中,也持續受到族群傳統的影響,是研究全球基督教發展的大圖像中,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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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基督教政教關係:新制度論之研究左紹棠, Tso, Shaota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改革開放後,文革中一度瀕臨絕跡的宗教再度復現於神州大地上,並有了長足的增長。而隨著中國大陸近年來政經情勢的轉變,向被視作黨國傳輸帶的官方宗教團體,其自主性也有相當發展,在國家與信徒間的角色亦有轉變,並影響各宗教的發展方向。本研究以基督教為研究對象,援引新制度主義之研究架構,以基督教領域中黨國、三自教會、家庭教會等主要行動者為焦點,梳理各行動者之間的制度性關係,以探討當前中國大陸宗教團體自主性成長之因,以及各行動者在基督教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透過代理人理論的分析,本研究指出,中央和地方黨政宗教事務部門之間存在著代理人問題,造成中央政策無法在地方貫徹執行。國家社會關係朝向統合主義的轉型,則給予了官方宗教團體自主空間,同時促成教界利益崛起。與此同時,基層教會也發展出自主意識,同時習得運用若干技巧,以消解來自官方宗教團體的壓力。此外,前述黨國內部的代理人問題與統合主義的轉型,同樣給予家庭教會生存的空間,而在宗教市場邏輯的運作下,家庭教會將始終有其存在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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