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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透過對明末清初時功過格的文本考察，以突顯明清之際儒者參與功過格改造此一歷史現象背後之儒學內涵。由於明末清初此一特殊的時空背景造就了儒學現象的多元性，而在功過格改造此一層面便突顯了儒家「修身」與「化民」兩種實踐特質的突顯。功過格本為宗教性的修身指導手冊，藉由其因果報應、現世謀福等觀念以促使民眾修身改過；當功過格的特質為儒者們所注意，並將之轉為儒門所用，則我們便可以在其轉化的過程中看到儒者價值的權衡、在改造的過程中看到其用心所在。當然，所謂「儒門功過格」的興起，本文著眼於儒學內涵展現並與明清儒學思潮相連結，故對於「儒門功過格」是否為民所接受、是否能取代傳統宗教性功過格等討論面相仍有待深入探究之。總而言之，有關明清之際儒者如何透過功過格以展現其儒學實踐特質是本文的關注所在，在此紛亂的時代，由小而見大，以觀儒者在時代困境下的理想與堅持。 本文之第二章，首先要處理的，便是對儒者應用功過格的背景脈絡作一考察，算是為其後的文本討論建立起堅實之基礎。功過格在早期本是佛、道教內部的修行法。其規範標準與對象也是指向教團內部的，這便跟後期功過格普及民眾、士人之間有所不同。早期的功過格雖不是本文關注的目標，但也需要對功過格此種形式文本的產生作一溯源。其次，功過格的開始普及與盛行是在明代以後，而此時也正是宋明儒學的另一個興盛期。因此，後續所處理的便是功過格與儒學接觸的初步情況，內容包含袁黃、王學門人對功過格的態度；以及功過格「福禍自招」、「現世致福」觀念對儒者的影響。再來則直扣明末清初諸位儒者對於功過格之轉化作討論，點出如顏茂猷、陶石簣以及陸世儀、陳瑚等人的功過格運用，甚至後世認定居於明末儒學宗主的劉蕺山也是「儒門功過格」改造的一員。最後歸納出「儒門功過格」發展的兩個傾向，即是「修身」、「化民」兩種模式，以便進入後續的討論分析。 第三章進入對劉宗周及其《人譜》的討論。本章試圖探討劉宗周如何運用功過格形式成就其「改過」之學，並以之達到客觀規範的修身實踐。首先從「內在理路」的角度來討論其撰《人譜》之原因，背後涉及劉宗周對於明末以來王學積弊的修正與反省。當王學發展面臨了尋求客觀道德規範的困境時，功過格恰巧提供了此時儒學發展的不足，也為劉宗周撰《人譜》找到解釋的脈絡。其次則針對《人譜》文本之形成作一的介紹，包括其編纂過程、文本編制以及實際運用情況等方面作討論，初步進入文本脈絡之中。而後對文本的義理內涵作一介紹與討論，從中揭示出其「論過不論功」之特點。這種特質的展現，對照其內容對道德標準訂定之高、動念起心要求之苛可謂在功過格發展上前所未見，可以將之視為功過格儒化的極端表現。這種現象的產生，反映了劉宗周將《人譜》明確指向於士人、知識分子，將之視為菁英階層所當對自我的嚴苛要求。最後則專注在劉宗周之後，《人譜》在弟子及其他儒者之間的流佈情況，算是對功過格在修身實踐此一脈絡上的後續發展作一交代。 第四章對於陳錫嘏及其《彙纂功過格》的討論，為儒者功過格運用的另一個化民面向之發揮，此正也是功過格最為擅長的區塊。《彙纂功過格》的編纂者陳錫嘏師從於黃宗羲，對於劉宗周之思想、傳承有一定的深度。然而黃宗羲其學術興趣著重在經史之學的經營，故單從黃宗羲與陳錫嘏之間很難看出功過格的脈絡性；然若從黃宗羲往上溯劉宗周，便能夠看到運用功過格之傳統早已存在於師門之中，而非憑空歧出而生。其次便進入《彙纂功過格》的體制內容、編纂過程之討論，而更多的著重於從其序文中，標舉出其編纂功過格之用意所在。其中包括章卷安排上所反映出的價值安排、功過標舉背後所反映的道德內涵等等。突顯其編纂功過格所反映出的道德價值規範與禮儀指導功能，可見在善惡內涵發微的拉距便是儒者用力之所在。相對於前一章《人譜》的嚴格規範性，當儒者面對教化民眾需求之時，原本在劉宗周《人譜》中所不能容忍的因果報應與論善積功思想，在《彙纂功過格》中能夠得到理解與認可。其原因或許並不只能從歧出的角度作判准，而應該放置於儒者「神道設教」的大脈絡下來檢視。最後有關《彙纂功過格》後續傳佈的討論，進一步討論到《彙纂功過格》與《立命功過格》、《功過格輯要》的傳承關係，反映了《彙纂功過格》在清初流傳的興盛情況。 第五章則進入功過格之多重內涵討論，本章從一後設的角度，來看待經轉化後「儒門功過格」的共通特質。在前面討論中，我們漸漸發現功過格之所以為儒者所接納、運用，乃在於其被賦予了多重層次的內涵。這些內涵特質往往有其各自的發展淵源，而能夠在功過格上有恰當的表現，此或許也正是功過格能彌補當時儒學不足之所在。而就本文來說，明末清初儒者對功過格的應用，便是儒學實踐性展現的其中之一面。從修身走向化民，一直是儒學思想體系中的必然。當面對化民的需求時，其賦與功過格的價值內涵勢必要作一定的調整以合民情。如此我們便能發現功過格在化民的表現上承繼了聖喻、官箴、鄉約、家禮等諸多傳統，其脈絡或許有所差異，但其教化於民的目標是一樣的，而如此集大成的功過格便是儒者用以化民實踐的依據。最後，不論是修身或化民，我們都看到功過格在其中的發揮。其原因一方面在於功過格提供明確的善惡標準、一方面促使奉行者具體自計善過。從這兩特點中，我們看到了功過格出現類似經典「規範性」的特質。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論及的，儒者對於經典的推崇有很大成分在於經典所具有的「規範性」展現：儒者在嫻習經典的過程中，運用聖人之言以修身、以教民，此不僅是經典之學，也是實踐之學的展現。而功過格地位雖然不及傳統儒家經典的崇高，其卻展現出一種「類經典」的特質，成為儒者對己、對人展現「規範性」之依據。上述種種脈絡，成就了功過格文本的儒學化，為儒者所注意，而發揮了修身、化民之實踐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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