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各國及我國在1997年中開始經歷金融危機，代理問題及公司監理(corporate governance)制度脆弱是危機發生之重要原因。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及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都重視此制度；世界銀行(1999)所提出之公司監理報告及OECD(1999)所發布之公司監理原則均指出，董事會為公司監理制度之核心。董事會之結構影響董事會之功能(Fama, 1980; Willamson, 1983)，董事會之功能又影響企業之經營績效(Zehra ＆ Pearce, 1989)，但國內外之實證結果不一致，而國內以未發現有顯著關係或先正相關後負相關之非線性關係(董監事之持股比例)者居多；又國內外法制上之內部管理模式不同，國外之發現可能不適用於我國，故此問題值得研究。 本研究所探討之董監事結構，分為組織結構及股權結構二個層面。組織結構，包含規模（指董事會規模及監察人規模）、董事涉入執行業務之程度（指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以及組成（指外部董事、外部監察人及機構投資人之席次比例），組成下之外部監察人席次比例，為首次探討之變數；股權結構，則包含董監事之持股比例及股票質押比例。企業經營績效的衡量，除國內過去研究所採用之會計指標外，增加財務指標近似Tobin’s Q值(Cuung ＆ Pruitt, 1994)。 以八十八年底之所有上市公司，排除金融保險業及財務危機公司資料不全者，最後以406家公司為樣本，與國內過去研究，僅以發行公開說明書之公司為限者不同；資料分析方法為敘述統計、相關係數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董監事之組織結構方面，董監事之規模與企業經營績效有關（董事會之規模與經營績效呈現負相關，監察人之規模則為正相關），董事涉入執行業務之程度（即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以及組成（即外部董事、外部監察人及機構投資人之席次比例）與企業之經營績效皆未發現有顯著之關係；董監事之股權結構方面，董監事之持股比例與會計指標(ROA)呈現正相關，董監事之股票質押比例與財務指標(近似Tobin’s Q值)呈現負相關。 因董監事組織結構層面下，董事涉入執行業務之程度及組成，與企業之經營績效間皆未發現有顯著之關係，根據組織理論之管理支配理論(managerial hegemony theory)推論，我國上市公司之董監事未發揮法律所賦予之控制權及監督權，而由經理人支配，成為合作之附屬機構、另一個被管理支配之工具或橡皮圖章，在解決經理人與股東或各種利害關係人的代理問題上是無效的；還有，監察人之規模、外部董事席次比例及外部監察人席次比例的平均數，依台灣證券交易所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十七條，是無法獨立執行其職務的，此數據顯示，公司上市後遇董監事改選，其董監事結構又恢復上市前之情況。

企業自願性盈餘預測屬資訊公開體系的一環，我國相關法令雖要求自願性盈餘預測必須於發布後二日公告，並經會計師核閱，且錯誤超過盈餘之20%必須要強制修正，但是實務上企業管理者常游走法律邊緣，而主管機關也沒有嚴格執法，使得公司盈餘預測常被詬病，甚至有淪為股票炒作工具之說，嚴重損害投資人的利益，這樣的現象或許可以透過規範董事會的組成進而強化公司監管的機制來獲得解決。先前有關盈餘預測的研究並沒有將公司監管機制以及董事會中的家族因素納入考量，因此，本研究試圖以公司監管的角度出發，並加入家族因素，以橫斷面迴歸分析的方法，探討一般董事會結構及公司監管機制（自變數）與自願性盈餘預測行為（應變數）之關聯性。 在自變數中，一般董事會結構方面除了包括董事會持股比例外，尚採用Cubbin and Leech（1983）的表決機率模型，做為家族企業判斷的依據，以便將家族因素納入考量，而公司監理機制方面則包括非關係企業法人董事、法人投資機構以及法人以外第二勢力等三項。在應變數中，本研究將應變數依照是否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自願性盈餘預測發布次數以及自願性盈餘預測發布準確性等，分為三個主題依序探討。研究結論如下： 1.董事會持股愈高，企業愈不會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一旦發布，錯誤的機會較高。 2.家族愈能掌控董事會時，企業愈有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的意願，一旦發布，修正的機會並不高。而家族企業中，家族持股愈高時，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的意願愈強烈，但是準確性也愈低。 3.董事會中法人第二勢力存在（非關係企業法人持股大於3%），同時持股較高時，會提高企業對外發布自願性盈餘預測的意願，其修正預測的機會比較低。 4.董事會中法人以外第二勢力存在，同時持有股數較高時，愈會降低自願性盈餘預測修正的機會，而盈餘預測準確性也會比較高。 5.公司董事會被家族所掌控時，在第一次盈餘預測發布時，較有可能發布比實際情況樂觀的盈餘預測，而公司當年度有好消息或是規模較大時，也較可能發布比實際情況樂觀的盈餘預測。至於負債比率較大的公司，發布盈餘預測的態度反而比較保守，較可能出現低估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