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分析台灣曾設立失敗或受阻的國家公園，探究為何在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國家能力會減弱？而國家和社會的互動又是如何影響著國家公園制度？從台灣的歷史脈絡、國家與社會結構下來理解政府設立國家公園遭遇的問題。 從日據時代開始國家公園制度就已引進台灣，本文發現台灣國家公園制度建立的過程和發展背景，造成了之後的種種問題：法律不周全和法律之間互相衝突矛盾、國家公園法制定時理念價值和保育有落差、移植自外國的法律跟台灣「水土不服」；而國家公園管理涉及多個不同的法律和機關，主管機關或相爭不下或「互推皮球」，更是國家公園治理問題的來源之一。原住民與國家公園的衝突，一方面是國家公園制度未尊重原住民的狩獵、採集文化，還有其法規和較嚴格的執法限制了原住民的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原住民長期處於弱勢和感受不被政府的尊重、照顧，讓原住民對於「國家」色彩濃厚的「國家公園」反感。 在台灣民主化之後的國家社會關係之下，雖然設立一個國家公園變得困難，但是有許多進步的想法與作法被提出，如生態智慧、共管機制等。筆者認為符合公民社會精神，由下而上、公眾參與的國家公園制度，才是人和自然「雙贏」的可能之道。最後筆者試圖以近年剛被引進台灣的「審議式民主」概念，來補充國家公園的共管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