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的世界革命轉向東方，是因為認定在歐洲產生的世界革命並沒有像預期一樣產生骨牌效應，失望之餘在鄰近中國的五四運動罷工風潮中發現希望的火苗，但礙於受到列強的干擾及封鎖，因此開始派遣使者來華「探路」，尋找推動中國革命運動的可能性。 俄共中央是推動革命運動的核心，共產國際則是執行機構，兩者缺一不可，透過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官方」外交及共產國際的「革命」外交相互搭配，以推動中國革命。 在中國推動革命的步驟，首先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以執行推展世界革命的任務。推動中國革命的第二步，是在中國尋求適當的盟友，因為只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進行短暫結盟策略，才能解除蘇維埃遭受列強政經封鎖所產生的生存及孤立危機。由於中俄交通中斷，列寧只能透過指派使者前來中國探尋推動中國革命的方案以及結盟人選。 當時的孫中山在來華使者眼裡不論在權勢或軍勢上皆不夠「上道」，遠遠比不上南方陳炯明與北方吳佩孚這兩大軍閥擁有雄厚實力做後盾，因此大部分的蘇俄來華使者在中國革命推動初期皆不看好孫氏能夠領導廣大群眾爆發大規模的民族革命運動。在經過陳炯明與吳佩孚相繼背叛的「失誤」後，馬林看好孫中山實力所採取的「黨內」合作方案，最終由共產國際代表加持，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得到落實的機會，蘇俄政府決定以國共合作的面目做為推動中國革命的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國共合作」算是順應時代背景下的一個策略選擇，而不是列寧與蘇俄來華使者預先便策劃好的對華政策。總而言之，來華使者會依照不同經驗背景及個性特質，而做出不同的策略選擇，也會影響到他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