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討的是韓國自90年代以來，公廣在特定的歷史結構下，當進入數位化後，政府在政策邏輯和KBS實際因應策略的發展歷程。從韓國公共廣電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KBS從80年代便建立起垂直壟斷的廣電結構。此結構的形塑過程，涉及了各利益團體在不同權力多寡的互動；包括國家這個唯一大股東、政策制定者、美國政府與新興科技產業的涉入、韓國電器大廠、廣電經營業者和內部工會成員。這些參與者歷經衝突、談判、協調，而達成最終的妥協，也就是KBS在各個發展層面的優勢地位。即便進入數位化時代，革命性的科技變革，導致各國公廣皆面臨自身存在正當性的搖搖欲墜；身為廣電大國的英國，甚至採取市場結構重整的作法，以因應數位化挑戰。然而，韓國的公共廣電，卻仍在韓國歷史時空背景所形塑出的同一個特定結構中，進行角色轉換；而轉換新角色所需的工具，則是偶然歷史機遇下所產出的DMB─數位多媒體廣播服務。 因此，推動T-DMB，並不是KBS自行決定的數位化發展途徑，T-DMB亦非KBS維繫正當性地位的必要策略，而是能使KBS突破原有科技困境的「數位行動接收」這項技術。但此科技困境，卻也是整個歷史結構的發展結果，使公廣與政府之間的主從關係失去變動的可能性，而導致後來出現特定的數位化困境、以及隨之而生的特定因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