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研究姚一葦先生的翻譯、美學理論、戲劇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建構及其文學現代性的思考，並藉由此個案關注臺灣戰後現代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特別是五四文學、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關係。 　　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首先透過史料的輯佚工作，尋得姚一葦在大陸時期的創作，以此重構姚一葦在大陸時期的閱讀史與創作歷程，探索其文學觀與批評觀的形塑與實踐，並從中考察臺灣戰後文學與中國新文學、世界思潮的銜接與鍛鑄。另一方面，本論文有計畫地訪談了曾與姚一葦從事文學雜誌編輯工作的編務委員，包括《筆匯》雜誌的尉天驄先生、《現代文學》的白先勇先生與柯慶明先生。意欲透過基礎的口述歷史記錄工作，深化報刊研究的信度與深度。 　　姚一葦是從大陸帶來五四後的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之一。打破傳統禁忌和創新求變的五四精神，給予這位現代主義推手精神上的鼓勵，使臺灣現代主義有了歷史傳承的意義。姚一葦最初所接受的現代主義，應溯源自1930年代的中國上海、承繼自施蟄存在《現代》雜誌中所提倡的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奧系統）的現代主義。這一點與臺灣六○年代《現代文學》雜誌因其學院派色彩，對於現代主義的介紹大部分承襲於英美的現代主義有所不同，應而也別具意義。 　　本論文透過探討姚一葦促進現代小說的閱讀與臺灣藝術電影之發展的努力為例，揭示姚一葦如何在六○年代更進一步開拓了臺灣現代文學／電影批評的面向及視野，以及他接軌臺灣現代文學藝術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現代主義的關鍵地位。他透過日文書籍所接觸到的歐洲現代主義與英美當代文學理論，大部份承繼西方理性主義的觀念，由亞里士多德到康德、謝林、黑格爾，均有深度之認識。1949年以前，中國治美學與文學批評之學者，如朱光潛、宗白華等人，亦多立基於德國古典美學思想體系之上而加以發展。然而，受到政治上的影響，朱光潛、宗白華的體系受到蘇俄左派思想之壓制，使這一脈的美學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亦多寂然無聲。反觀到了臺灣的姚一葦在此一階段所作的美學工作，其思想價值便格外值得注意。相較於大陸學者，姚一葦在德國古典美學的理性主義的系統之外，更注意到非理性主義思想系統的美學觀念，立基於此對提倡現代主義不遺餘力。 　　姚一葦的美學理論與文學作品所展現的意義，在理論盛行的今日看來尤具意義。本論文重新回顧姚一葦畢生論述，恰巧也是傳統文學價值的重新肯定、古典美學的最後完成。文學和美學在將來必有不同的發展，但姚一葦為臺灣現代文學所留下的歷史基石，不管是對話或挑戰，必定是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