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門透過倡導介入公共政策的運作，有助於政策由下而上形成，使其更能符合實際需要，在民主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愈為重要。台灣國民年金之立法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國內諸多第三部門對其均著力甚深，故本文乃從第三部門政策倡導的角度出發，以Kingdon的政策窗模式為架構，探究政策倡導如何影響政策過程，以及倡導本身之資源、策略與影響方式上的運用與成效。本文藉由深度訪談，以及各種會議、出版品、剪報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整理出如下結論： 1.從政策過程來看，問題流中，國民年金的迫切性存在已久；但政策流中紛擾不斷，而第三部門往往僅指出現行版本的缺失及不足之處，較少拿出具體版本致成效有限；而政治流中，第三部門亦多跟著政府部門的動作做出反應，雖成功擋下儲保制與小國民年金，卻未能更積極地去運用策略引導政治流，促成政策窗的開啟，殊為可惜。 2.在政策倡導之資源運用上，第三部門已形成一定的互動與動員機制，成為其倡導時之有力資源，其他包括正當性、對資訊的掌握、公益形象等；然聯盟有時關心的議題眾多，再加上組織原本之業務，易致力量分散，而內部意見的整合也是一大難題，另外，在國民年金議題上，第三部門相當依賴經建會的精算，能力、人力有限皆為其因。 3.倡導策略包括：代表策略、困窘策略、遲滯策略、資訊策略、輿論壓力策略；前三者較具果效，然國民年金議題專業性高，且涉及政府財政的長遠考量，因此第三部門不一定能提出自已的主張和理念易顯得亂槍打鳥，而輿論壓力策略則因人民不懂，向政府施壓上顯力不從心。 4.影響對象包括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及人民；國民年金主要由經建會負責規劃，然其態度封閉，第三部門不斷透過請願、立法監督、遊說高層等方式向其施壓，再加上選票至上、政府財政考量、意識形態差異、專業的迷思等亦造成政策倡導的困難；目前第三部門與行政機關互動重要窗口為行政院下之「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在立法部份，第三部門透過壓力遊說、理性遊說以尋求立委的支持，然由於立委普遍不了解該議題及政黨協商機制的黑暗，使得法案通過與否難以預料。對人民的倡導著力甚少，民意難凝聚讓推動國民年金立法備感艱辛。

在公共補助逐年限縮的情況下，產業界藉由學界知識創意補充自身技術缺口，而大學則利用知識產業化的契機，由基礎學術領域擴展至應用研究範疇，達成人才交流、設備資源共享、撙節成本等綜效，不啻為產學合作模式愈趨穩固發展之關鍵因素，咸認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方式。 為利高等教育發展並課以學校財務經營的責任，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四年首先選定國立成功大學在內的五所公立大學試辦校務基金制度；因基金制度精神係收入無需繳交國庫且年度結餘時可轉下年度繼續使用，故該制度尚未實施前先以國立大學名義組設，且由校務行政主管擔任多數董事之財團法人基金會存在之正當性與合理性旋即受到挑戰。 基此，本研究選取國內產學合作極具代表性之國立成功大學作為研究對象，冀由Sabatier和Jenkins-Smith (1993)提出政策倡導聯盟（Advocacy Coalition Framwork, ACF）理論，分析民國一○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增訂之第十五條規定，及同期間國立成功大學與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中斷長達二十餘年合作協議後，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各行動者間的互動方式，及前述行動者究竟透過那些策略，企圖影響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與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再予調整雙方合作關係。 綜整深度訪談後發現，縱然沒有教師會/校務會議代表等政策掮客居中協調，雙方決策者亦會因彼此利益共同體之由重啟合作談判，此為以政策倡導聯盟理論解釋本個案與原理論最具差異之處。對此，本研究認為政策掮客存在對於政策產出而言非絕對必要性，頂多扮演促進者角色，加速政策學習或政策變遷；另，因本研究個案之決策者有二（即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與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倘其一之決策者實質掌握整體執行機構資源，即取得主導政策取向的優勢，此時次級聯盟透過策略工具影響決策者修正政策產出將更顯困難，除非次級聯盟利益與決策者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