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居於競爭激烈的產業環境與國際化社會中，欲立於不敗之地，除了必須要擁有堅強的實力外，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更需與時俱進的調整，藉由產學合作，學校可協助企業解決相關問題，更可藉此機會後植其核心能力，使企業在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此外，更能引導學術界充沛之資源挹注到產業界，使學校與產業界產生連結，縮小實務與理論之差距並提升競爭力。 本文主要先了解商管產學合作整體之現況，比較商管產學合作與過去產學合作的不同之處，從中萃取出商管產學合作之精華；再來，針對目前商管產學合作所建立之績效指標進行了解，進而建立商管產學合作績效指標之架構，期許未來能有效衡量商管產學合作之效益，進而發揮學界研究能量，並協助業界提升其競爭力。 衡量績效固然重要，但只是協助提升商管產學合作其中的一個環節，具體的效益及產出才是商管產學合作的核心價值，因此於研究最後以一個案，探討商管產學合作之特色、分析其中提升商管產學合作經濟效益之相關作法，及其設定之衡量指標，為未來商管產學合作之績效評估提供可參考的方向。

國科會從民國八十一年起，即大力推動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而且在民國八十八年初公布施行的科技基本法，在內容中，政府對於產學合作機制上的協助，如設立技術移轉辦公室(TLO)、創業育成中心等，然而，到目前為止產學合作的成效仍然不佳。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產學合作大學與企業對於產學合作動機、障礙與政府政策、法令與機構的認知，以及專案內部相關影響產學合作的因素。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分別對企業研發經理人與大學教授給予不同的問卷，回收率超過20%；資料分析方法包含敘述統計、T檢定、相關性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一)產學合作動機方面 1.具有產學合作經驗的大學教授對於產學合作動機具有較高的認同程度。 2.學校屬性與「參與實務研究的機會」的產學合作動機有相關性。 3.大學教授職等與「提高研究水準與學術聲望」的產學合作動機有相關性。 4.大學教授的教學年資與「增加學生的實務經驗」的產學合作動機有關連性。 5.具有產學合作的企業研發經理人對產學合作動機具有較低的認同程度。 6.公司員工人數的多寡與「為了解決公司的特殊問題」、「使用學校特殊的設備」的產學合作動機有相關性。 (二)產學合作障礙方面 1.具有業界經驗的大學教授對於「大學專業技術不足」的產學合作障礙具有較低的認同程度。 2.具有產學合作經驗的大學教授對於「大學需要強調學術性與理論性」的產學合作障礙具有較低的認同程度。 3.學校屬性與「企業文化與學術文化的差異」的產學合作障礙有關連性。 4.大學教授職等與「企業文化與學術文化的差異」的產學合作障礙有關連性。 5.具有產學合作經驗的研發經理人對「公司缺乏專人負責合作案」的產學合作障礙具有較低的認同程度。 6.公司營業額的大小與「大學計畫主持人整合與管理能力的缺乏」的產學合作障礙有相關性。 7.公司員工人數的多寡與「大學計畫主持人整合與管理能力的缺乏」、「大學缺乏跨領域整合之技術人才」的產學合作障礙有相關性。 (三)政府政策、法令與機制方面 1.具有業界經驗的教授教授對於「『公立大學之教授不得擔任董監事職，只能擁有10%以內的股份』限制之放寬」與「『大學教授無法兼任企業經理人』限制的放寬」的兩項政策具有高度的認同程度。 2.具有產學合作經驗的大學教授對於「政府出資之合作研究成果的智慧財產權歸屬下放學校/企業」的政策具有高度的認同程度。 3.公立學校對於「『公立大學之教授不得擔任董監事職，只能擁有10%以內的股份』限制之放寬」的政策似乎具有高度的認同程度。 4.大學教授職等與「政府出資之合作研究成果的智慧財產權歸屬下放學校/企業」的政策有關連性。 5.具有產學合作的研發經理人對「『教授只能參與至多二個合作計畫』限制之放寬」的政策具有較低的認同程度。 (四)學校產學合作案相關差異分析 1.合作方式與合作期間具有相關性。 2.合作方式與「需要企業特殊設備來協助研究」、「增加彼此的交流合作」的產學合作動機具有相關性。 3.合作方式與「大學的專業技術不足」的產學合作障礙具有相關性。 4.合作方式與智慧財產權具有相關性。 5.合作方式與「研發人員在企業實驗室共同研究」的交流方式具有相關性。 6.「研發人員在學校實驗室共同研究」的頻率次數與「整體滿意度」對具有相關性。 (五)企業產學合作案的相關差異分析 1.合作方式與「與大學研究人員目標不一致」的產學合作障礙具有相關性。 2.智慧財產權歸屬與智慧財產權滿意度具有相關性。 (六)雙方對產學合作專案的差異分析 1.產學合作專案中，雙方在「電話交流」與「研發人員在企業實驗室共同研究」的交流方式的重要性程度具有差異。 2.產學合作專案中，雙方在「整體滿意度」上具有差異。

對企業而言，所謂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的社會、經濟為「知識基礎社會」(knowledge-based society)、「知識基礎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ic)。為謀求所謂「競爭力的改善」、「國家財富的創造」、「生活品質的提升」等國家利益，「知識」即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對直接面對激烈競爭的企業來說，知識是一個贏得競爭的重要手段。以大學為代表的高等教育機關，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扮演著知識生產之重要角色。因此，企業必須與大學共同合作，研究先端的學術理論、並進一步共同協力開發先端的科技技術。 產學合作在台灣已是日漸蓬勃的重要議題，尤其自從民國九十年政府通過了「科技基本法」，明確指出智慧財產權與成果的歸屬，從國科會轉移到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激勵了學校和業界有更多的合作計畫，尤其如台大、清大、交大等明星大專院校，和業界的合作計畫更是一年比一年增進。 因此，本研究欲透過實際訪談產學合作的個案，深入了解在合作過程中，雙方如何克服不同的文化，達成最後成功的果實，藉由分析結果的呈現，作為政府推動產學合作以改善我國研發體系的政策建議，並且提供未來欲進行產學合作之學界和企業界的重要參考，使整個機制運作順利，提高我國之創新成效。 透過研究實際成功的產學合作個案，訪談大學在產學合作中執行的人員，以及訪談學校的研發處，目的在於了解實際的合作過程當中，大學實驗室和企業雙方實際碰到的問題，以及解決方式，以及大學研發處現在的管理做法對產學合作的影響。消極面希望歸納相關產學合作個案中，雙方合作成功的關鍵因素。積極面則希望尋找不同個案中，是否可以歸納重要的合作模式，加以複製到未來產學合作的計畫中。 本研究的研究發現摘要如下： 一、 大學實驗室領導者的角色與風格對產學合作進行程序之影響 □ 在大學實驗室中，教授若越希望博士學生未來能迅速成為一位專案管理者，就越會授權給資深的博士生學生進行實驗室的管理，也越會將產學合作計畫授權給資深的博士班學生。 □ 實驗室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時，實驗室的產學合作計畫負責人偏向T型人的角色。 二、 大學實驗室激勵制度與成員投入產學合作意願之關聯性 □ 大學實驗室採取越多元化的激勵措施，似乎越可提高成員參與產學合作計畫的意願。 三、 大學實驗室團隊溝通與合作機制對產學合作知識管理的影響 □ 大學實驗室內部，越將平日學術研究、產學合作計畫等不同性質的meeting加以整合，越有助於產學合作計畫的知識擴散與創造。 四、 大學實驗室教育訓練的機制對產學合作知識管理的影響 □ 實驗室有著越有效的知識管理作法，似乎越有助於產學合作的創新。 □ 實驗室師徒制傳承制度，有助於產學合作知識的傳遞。 □ 大學實驗室將知識予以文件化的做法，有助於產學合作知識的蓄積。 五、 大學研發處的做法對於產學合作的影響 □ 我國大學的研發處，對於徵求廠商進行產學合作，漸趨向透過更多的活動，使廠商更易對學校專長有所了解。 □ 我國大學的研發處，基於教育部的規定，對於產學合作案，均必須透過校方才能簽訂。 □ 我國大學的研發處，對於產學合作的進行過程，有關教授的研究，採取較寬容的態度，交由教授自行管理。 □ 我國大學的研發處，對於產學合作計畫結束後成果歸屬，逐漸更加重視，並且訂定相關辦法或透過法律協助以維護教授的權益。 六、 實驗室和廠商間的互動對產學合作創新成果的影響 □ 在產學合作中，透過和廠商舉行的的討論會議，以及面對面的直接溝通，有助於知識經驗在結合過程中的創造，將內隱知識有效加以擴散，並建立雙方的信任。 □ 產業界和學術界，雙方宜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有助於了解彼此並增進雙方的合作 本研究的研究建議如下： 一、 對大學本身及大學的研發處 □ 大學應舉辦更多的組織性活動，增進廠商對於學校內研究資源的了解。 □ 積極將校內規定的相關產學合作辦法及訊息放置於學校的網路上 □ 積極將校內規定的相關產學合作辦法及訊息放置於學校的網路上 □ 學校主動訂出產學合作後成果歸屬分配的規定 二、 對於大學的實驗室 □ 實驗室的研究方向和產學合作計畫的方向儘可能相關 □ 實驗室採取多樣的激勵措施鼓勵成員投入產學合作的計畫 □ 強化實驗室成員分享產學合作的經驗 三、 對於進行產學合作的廠商 □ 產業界的廠商，宜和大學實驗室建立長期的關係 四、 對於產學雙方的互動 □ 產學合作過程中，雙方的互動必須秉著互信合作的精神 □ 產學合作計畫的專案領導人，宜具備多樣化的能力 □ 產學雙方宜盡量分享知識，達成互利雙贏的結果 五、 對於政府推動產學合作的政策 □ 政府宜多設立鼓勵辦法，鼓勵學校進行產學合作。 □ 政府宜鼓勵學校組成跨領域的合作聯盟，有助於進行複雜性、大規模的產學合作計畫。 / For companies and enterprises, the 21th century is a kind of knowledge-based society and knowledge-base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nd improve life quality in every country, knowled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undamental ele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ually, universities have played a role of “producer of high-level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many countries. Therefore, companies have to cooperate with universities so that they can learn advanced theories and to develop high technologies. “University – Industry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aiwan nowadays. Since the government enacted a la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in 2001, it has encouraged universities to conduct more cooperative plans with industrial companies. For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lik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heir number of cooperation plans with companies have increased tremendously recently. Therefore, through case study of “University – Industry Cooperat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know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companies during the cooperation process and how to get the successful result. After analyzing the factors, the study comes out with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companies can refer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if they want to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在公共補助逐年限縮的情況下，產業界藉由學界知識創意補充自身技術缺口，而大學則利用知識產業化的契機，由基礎學術領域擴展至應用研究範疇，達成人才交流、設備資源共享、撙節成本等綜效，不啻為產學合作模式愈趨穩固發展之關鍵因素，咸認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方式。 為利高等教育發展並課以學校財務經營的責任，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四年首先選定國立成功大學在內的五所公立大學試辦校務基金制度；因基金制度精神係收入無需繳交國庫且年度結餘時可轉下年度繼續使用，故該制度尚未實施前先以國立大學名義組設，且由校務行政主管擔任多數董事之財團法人基金會存在之正當性與合理性旋即受到挑戰。 基此，本研究選取國內產學合作極具代表性之國立成功大學作為研究對象，冀由Sabatier和Jenkins-Smith (1993)提出政策倡導聯盟（Advocacy Coalition Framwork, ACF）理論，分析民國一○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增訂之第十五條規定，及同期間國立成功大學與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中斷長達二十餘年合作協議後，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各行動者間的互動方式，及前述行動者究竟透過那些策略，企圖影響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與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再予調整雙方合作關係。 綜整深度訪談後發現，縱然沒有教師會/校務會議代表等政策掮客居中協調，雙方決策者亦會因彼此利益共同體之由重啟合作談判，此為以政策倡導聯盟理論解釋本個案與原理論最具差異之處。對此，本研究認為政策掮客存在對於政策產出而言非絕對必要性，頂多扮演促進者角色，加速政策學習或政策變遷；另，因本研究個案之決策者有二（即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與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倘其一之決策者實質掌握整體執行機構資源，即取得主導政策取向的優勢，此時次級聯盟透過策略工具影響決策者修正政策產出將更顯困難，除非次級聯盟利益與決策者相同。

近年來，在全球化市場競爭之衝擊下，企業競爭日益激烈，誰能較早取得關鍵技術，並將之轉化為公司內部的技術能力，將是一個公司開拓或保有市場的一項關鍵因素；對那些知識及技術本位的企業，更是如此。然而，在如此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為求快速、正確且有效率的取得技術知識，已無法由企業內部獨自完成。據此，尋求外部的技術知識來源已是企業決策者所必須正視的課題。 因此，就國內的企業研究環境而言，如何運用產學合作機能，利用學校與企業資源，雙方在合作上發揮科技資源整合互補效應，以減少學校基礎研究與企業應用研究之間的差距。不過，為何在同一個研究單位，執行技術移轉的績效成果有顯著的差異。什麼是產學績效的評定標準、什麼是它影響技術移轉執行的顯著因子、它們之間的關係如何？本研究討論主軸專注在專案技術移轉執行過程。 目前國內及國外對於產學合作的相關研究很多，有些學者對於產學合作的機制、動機、合作成效、關鍵成功因素作討論；也有些學者針對某特定區域中的產學合作現況作研究，但是研究方向大多以學校的角度評估產學合作的績效，很少看到以公司研究單位的角度來了解影響因子。因而，由公司端探究企業影響產學合作執行績效的要素，也是本研究另一個特色。 希望藉由影響執行過程的因素和績效這兩個構面，所產生的問題，逐一的討論，希望能了解這些因子的因果關係。在未來產學合作專案中，加強做好不足的地方。使合作的結果更加理想。 / In recent years, it’s a key factor for a company to develop or to keep market by getting a core technology earlier and converting it into a company’s internal technical competence. Such scenario is also applied for those enterprises which are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oriented. However,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an enterprise alone to get a core technology promptly, correctly and efficiently under high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refore, seeking outer source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s an essential lesson for an entrepreneur. As for domestic setting of enterprise’s research, it is important to shorten the gap between academic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applied research through integrating technical resources from both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 to obtain compensatory effects for each other on the cooperative basis. However, there is an obvious discrepancy on the performance of executing technical transfer in the same research unit. What are the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industrial performance and academic one? What are the obvious factors which affect execution of technical transfer? And what are their relationship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xecutive process of technical transfer. There are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done on the topic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y and the academy. Some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about the system, motive, result and key successful factor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y and the academy. Some other scholars have done research on present situ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y and the academy in certain area, but many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in the academic way of evaluating performanc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y and the academy. Fewer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in the industrial way of estimat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nother special feature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executive performanc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y and the academy could be affected by the industry. I hope thos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executive process and its performance can be discussed individuall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can be understood properly. Also, I wish I can do well in those areas needed to be enhanced in the future projec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y and the academy, and make it better for the result of such cooperation.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科技日新月異要求企業必須擁有能技術創新的能力，以加快成果轉化，縮短生產週期。而國家科學研究主要來自於大學，正因如此的情況，使的企業與大學之間的互動合作關係越來越重要。 也是大學不再只是培養人才的地方，科技的研發與創新也越來越被凸顯，所以。大學能否把科學技術與生產實踐結合起來，能否把提高技術水平與創造經濟效益結合起來，是衡量一所大學辦的如何的重要指標之一。 大學除了保持基礎研究的基本水準之外，還需要考量優先及實用的領域研究，以配合國家競爭力發展，及新科技的迅速發展。需要考量如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新技術將大學所研究成果，及時的化為實用性的產品與技術。大學若能和產業互惠互利，使得教學、科研、生產三者相互協調發展。提高知識訊息的開創、轉化、傳播和應用，將能帶動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展。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在瞭解：1、中國大陸在產學合作進行過程中，政策的影響為何？政策應如何施行（輔助）何種措施，以提升產學合作互動？2、中國大陸大學的科技開發部，在產學合作的推動上，主要的功用與功能為何？又該輔助何種措施提高教授與企業的交流互動？3、中國大陸大學在產學合作中，智慧財產權與成果是如何規定與分配？4、資產經營管理公司（內含校辦企業、科技園）與中國大陸的大學之間關係為何？又是如何互動的？ 本研究研究方法採用個案研究法與質性化研究法，實際深度訪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等三所大學，透過訪談大學在產學合作執行的人員、學校的研發處，配合相關次級資料蒐集與整理。瞭解實際運作過程中，並獲得以下結論： 一、 中國大陸政策的頒佈與資金補助，對於產學合作的影響效果顯著，每年的國家的重大計劃研究方向對於學校研究亦有影響。大學產學合作除了受中央政府政策影響之外，各地區的省市政府補助與政策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二、 中國大陸大學在老師績效評量上，以論文創新與論文數量為主要評判標準，目前對於產學合作成效只保持支持態度，但未加入績效考核之中。大學對於校內教師的就成果與技術發展，直接影響產學合作推動力，因為瞭解校內教師的成果與技術，在企業推廣中是很重要的關鍵。 三、 中國大陸大學制訂各校科技政策，以中央發佈的國家科技政策及省市政府制訂的科技政策為指標與引導，進而達到相同依歸的目的。大學的產學合作的成效，也會受到大學本身的背景影響，因為校內的學院種類會影響與企業相關的程度。 四、 中國大陸大學的科技開發部，主要是幫教師建立與企業間的溝通橋樑，替教授找產業化的出入、替企業解決技術上的問題。並且參與簽訂合同、申請國家與地方政府基金等項目。 五、 產學合作中，成果分配的多寡與智慧財產權的分配會直接影響產學合作的效益，老師參與動機受成果分配影響，所以中國大陸大學一般都會給予老師很大的使用權利金空間，提高老師參與產學合作動機。智慧財產權的分配，會攸關學校與企業互動的動機，為使學校能有效使用研究技術，凡是屬於學校職務發明，智慧財產權皆歸屬學校。 六、 校辦企業改制後由資產經營管理公司負責管理，而大學不再直接管理校辦企業，也不為企業的直接股東，但大學為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的最大的股東，而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為校辦企業的股東，以這樣的管理方式免除大學承擔企業風險，且資產經營管理公司中的高層大多由大學派人擔任。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等技職校院與企業參與產學合作的因素，除了以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高等技職校院學生與企業界主管對於參與產學合作因素重要性的認知和雙方看法的差異之外，並利用集群分析方法，將高等技職校院學生與企業界主管各分為三大集群，最後並試圖提出具體的合作途徑。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發展出「高等技職校院與企業參與產學合作因素之調查問卷」，並採用因素分析之主成份分析法，萃取出九個因素，分別為：（1）設備獎勵因素；（2）人力交流因素；（3）合作互動因素；（4）人才網羅因素；（5）溝通聯盟因素；（6）人才培育因素；（7）回饋企業因素；（8）社會公益因素；（9）就業進修因素。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經過預試修正之後，正式問卷調查的對象分別是高等技職校院的學生以及企業界的主管人員。學生方面有效樣本為754位，企業界主管方面有效樣本為134位。 綜合本研究的研究發現、結果分析與討論，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高等技職校院學生與企業界主管對於參與產學合作因素重要程度認知之評定得分最高為「就業進修因素」。 二、高等技職校院學生與企業界主管對於參與產學合作因素重要程度認知有部分顯著差異存在。 三、依據高等技職校院學生與企業界主管對於參與產學合作因素重要程度認知之差異情形分別可歸納出三個集群。 再者，根據研究發現與結論，本研究提出一些有關產學合作方面的建議供高等技職校院學生、企業界、教育主管行政機關以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字：產學合作、高等技職校院、企業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viewpoints of factors affecting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chiefs in enterprises in Taiwan. Besides using t-test and one-way ANOVA to analyze the viewpoints of factors affecting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between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chiefs in enterprises, cluster analysis was also used to classify the students and chiefs into three groups individually. Finally, concrete cooperative ways between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chiefs in enterprises wer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a self-made questionnaire in the topic of“The questionnaire for factors affecting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was formed. The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as adopted and 9 factors were extracted: (1) the factor of equipment and reward; (2) the factor of human resource interchange; (3) the factor of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4) the factor of human resource hunting; (5) the factor of communication and alliance; (6) the factor of human resource breeding; (7) the factor of feedback of enterprises; (8) the factor of public welfare; (9) the factor of employment and further education.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to the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chiefs in enterprises in Taiwan after being revised. 754 surveys returned from the student samples and 134 surveys returned from the chief samples were identified to be valid.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factor of employment and further education”is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between the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chiefs in enterprises in Taiwan. 2. The viewpoints of factors affecting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chiefs in enterprises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in some backgrounds. 3.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viewpoints of factors affecting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chiefs in enterprises,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individual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above, guidance and implications to the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proposed. Keywords: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vocational colleges, enterprises

生技新藥產業是指使用於人類及動植物用之新藥及高風險醫療器材之產業。而生技新藥產業與醫藥產業，在目的上均與人類及動植物用藥或醫療儀器相關；差異之處在於目前的生技醫藥產業相較於20餘年前的醫藥產業，多了生物技術的應用，產業結構由大型藥廠垂直整合演變為非營利組織、生物技術公司、大型藥廠分工的形態。總結來說，生物技術是生技新藥產業的重要組成要素，而生物技術的興起，則改變了過去醫藥產業產品與技術的組成，也改變了產業結構。 生物技術產業或醫藥產業是全球各國競相發展的產業類別，我國亦不例外；其中，美國無論於生物技術或醫藥產業的發展，均居於全球領先的地位，其成功必然有可以提供我們討論或學習之處。而在知識價值鏈的體系中，美國大學更扮演著提供創新以及產學合作的重要角色，對於全球生技新藥產業的進步有重要的貢獻。從而本研究以美國為標的，研究產業的發展歷程，並進一步以產業之觀點，探討大學產學合作的模式以及智慧財產管理，希望能供我國大學與產業實務發展的參考。 從美國生物技術與醫藥產業發展的歷史與經驗，本研究歸納出生物技術產業興起的因素，與1980年代發生的基礎科學上的突破性發展、拜杜法案的通過、專利法將生物技術的發明納入保護範圍，三項因素有關。另外，由大學所提供的創新，透過密切的產學合作、授權與技術移轉、企業間的策略聯盟等方式，於知識的價值鏈中流動並增加價值，而大學提供創新的人才，往往也是創業者和重要的經營者。 本研究認為，美國大學對生物技術發展具有重要性的貢獻，其中，大學內部創業與大學智慧財產的管理特別值得討論。在大學內部創業方面，美國大學不但鼓勵創業，並制定股權政策，允許新創公司以股權取代部分的授權報酬，給予新創公司實際的協助。透過限制大學持股比例與禁止大學擔任董事或參與董事投票活動之原則，則可兼顧大學避免利益衝突與公司專業經營的需求。 在大學智慧財產管理的部份，本研究認為加州大學系統的智慧財產管理方式，採用網路式的授權與技術移轉組織，將各校區共同的需求如政策、法務、資訊技術與通訊等活動統籌處理，而將需與發明人和企業密切交流的活動如授權與技術移轉的活動交由各校區的授權與技術移轉中心負責。透過此種統籌與分工管理的方式，能夠兼顧減少營運成本與增加授權效率的功能。 經由本研究節果，建議我國的大學可採用網路式的授權與技術移轉組織之概念，除各校之授權與技轉中心外，聯合設一統籌政策、法務、智慧財產資料庫之管理機構，並對大學持有公司股份、鼓勵創業、避免利益迴避等議題制定一致的政策，方能有效利用資源並發揮大學創新的價值。 / Biotech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industry are targeted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drugs for human, animal, or plant use. This also includes the high-risk industry in medical devices. Although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shares common objectives, the biotech and new drug industry emphasizes on applications in biotechnology and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composed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biotech dedicated firms. While biotechnology forms the basis to the biotech and new drug industry, the improvement of biotechnology also chang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ve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aiwan. Since U.S. has been the leading coun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e can surely learn from its success. In particular, universities in the U.S.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roviding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gress of global biotech and new drug industry. Thus, this study will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within the U.S. by dissecting the various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models and th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will hopefully shed some light on bridging our university with industry for further practice operation. By examining the U.S. biotech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is study has concluded that breakthroughs in fundamental, the passage of Bayh-Dole Act, and the inclusion of biotechnology into patent law science in 1980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of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addition, active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along with licensing, technology transfer, strategic alliance among enterprises and information flowing in the knowledge value chain added the value of the innovation provided by universities. In many cases, the university has not only provided innovation, but also a source for future leaders that would take on role of the founders or head of project management. The U.S. universiti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by establishing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anagement, and often providing substantial assistance in business start-up. One type of assistance is rendered through regulating policies on equity that allows start-up companies to provide equity in place of part of license fee. In order to avoid a “conflict of interest”, universities should be limited of their possession of industry equity, which can prevents them from taking part in the company as the board director or members. In terms of th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measures of 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can help diminish operation cost and enhance licensing efficien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resorts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 a distributed institutional network that feed the common needs from each campus such as patent policies, general counse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 A licensing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 (OTT) on each campus will follow a system wide licens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rocess between the inventor and the enterprise. In conclus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our university could adopt the concept of network licensing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an overall arrangement, a management institute can be established to regulate the planning of policies, provide general counseling, and build a databa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ide from the existing licensing and technology center of each university.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developing biotech and new drug industry, universities should initiate policies with regard to equity holding limitation, encouragement of start-up business, and the avoidance in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so the industry may effectively utilize university resources and demonstrate its innovative values.

自金融風暴之後，不論是政府或是企業，皆意識到產業結構轉型之重要與迫切性，而產學合作於其中扮演不可或缺之角色。事實上，政府推動產學合作多年，過去產學合作之投入與產出、衍生效益不符，經探究，發現主要原因在於大學研發成果與市場端中間存有缺口（Gap），研究與技術對企業來說不具誘因，中間需要商管知識協助技術之商品化；此外，隨著產業結構之轉型，很大契機來自於商業模式之創新。 然而，過去學術界與實務業皆鮮少談論商管領域之產學合作，成功案例更是少之又少。商管知識相對無形，要執行產學合作勢必有所困難，但是，一旦成功將對企業甚至是社會作出貢獻。 是以，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探討促成產業界與學術界成功合作之主要因素，以及影響產學合作績效之重要要素，並藉由個案研究組織之分析提出關於商管領域產學合作之關鍵成功要素，作為未來執行商管產學合作之參考。此外，本研究更以關鍵成功因素為基礎，由現行產學合作相關績效評估模式中選取適合之模式，以商管學者於文化創意產業之產學合作為例，探究合作過程中商管學者應有之功能與角色，據以說明績效評估構面與關鍵績效指標應如何訂定，希冀架構一系統化之商管領域產學合作之績效評估模式，驅動更多之商管學者投入產學合作，為台灣產業之突破與創新做出貢獻。 /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both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industr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in which plays essential roles. In fact, the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for many years. However, there is a discrepancy in the inputs and outputs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From related researches’, the main problem is the gap between universities’ R & D results and market side. In other words, enterprises have no incentives to buy universities’ research results. Indeed,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knowledge can minimum the gap. In addition,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there’s a huge need for innovation of business model. However, academic and industry rarely talk about the managerial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And there are few success cases about it. In fact, managerial knowledge is more invisible than technology. It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managerial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cases. But, if it succeeds, it will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enterprise and industry.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from literatures review, and to establish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managerial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by case study. Hope of the research is to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related parties. Moreover,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managerial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as a basis of building up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ecause of a lack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explores managerial scholars’ function and role in it, and then designs the structure and index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main object of the research is to systematiz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managerial scholars in implementing managerial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cases. Without righ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anagerial scholars have no incentives to help industry improve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財富的創造已不是來自土地與勞工等傳統生產要素，而是在於知識的創造與累積，台灣土地貧瘠、缺乏天然資源，但擁有豐富的科技人力資源，能有效運用這些知識資本，將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大學研究經費豐足、聚集博士級以上頂尖研究人才、其研究領域多屬前瞻、初期階段的發現，雖具開發成為新產品或服務之潛力，但現階段未必為業界所青睞的應用科技解決方案。如何尋求具備遠見，願擔風險投入早期技術研發的合作廠商，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將大學強大的研發能量擴散、釋放到民間，有效地將政府資助大學所得的研發成果，移轉予產業界進行商業化的步驟，是促進產業升級經濟發展的重要機制。 是以近年來各國極力推動產學間的合作，希冀在大學知識傳授與探索研究之基本任務仍得確保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的技術授權機制，將學界創新研發的能量，引導入產業界，協助產業提升創新研發之競爭力，同時也能為學校的研發成果創造新的價值，而達產學雙贏的局面。 授權契約是技術移轉流程的最後一步，但往往為人忽視，前階段的評估協商與最後的擬約訂約被切割處理，特別在欠缺法務資源的大學技轉單位，簽訂授權契約時，僅使用制式、簡陋之契約範本，填入授權時間、授權金、權利金、授權標的等項目，少就契約文字進行訂正，並檢視契約範本設計之用字遣詞是否符合該次授權協議談判之內容。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即欲將策略思考帶進契約的設計，探討大學技術授權之策略考量，以及如何將之轉化成契約文字，使技術授權之目的能被落實。 本研究試圖從探討產學合作之機制與困難、大學技術移轉模式相關之豐富文獻中，整理出大學技術移轉授權的策略考量，並進一步分析在確定策略考量與策略目標之下，可能的授權模式為何，各種授權模式在實際運用時常遭遇何種的困難，這些困難是否能透過契約設計之安排，使技術移轉的策略目標順利達成。接著將進一步以美國技轉績效傲人的史丹福大學，與台灣研發能量最豐、學術資源最足的台灣大學兩校之授權契約範本作為研究個案，比較契約設計的應然與實然。 本研究透過對我國與美國技術授權相關文獻的分析，並以美國史丹佛大學與國立台灣大學之契約範本作為個案研究對象，歸納整理後得出結論為台灣各大學因為技轉的風氣未盛，契約的使用量與重要性自然被嚴重低估，我國大學並未設計與其策略與發展領域、特色相符的契約範本，大部分都直接沿用國科會提供之契約範本，契約條款的設計不夠細緻，容易流於只是策略的宣示，未能透過交易條件的安排達到授權策略預設的目標。相較美國史丹福大學因技轉風氣興盛，契約的類型發展成熟，契約內容與授權策略高度呼應，使授權的進行與大學原始的教學研究使命可以相輔相成。我國大學之技術授權契約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間。 本研究建議大學應制訂明文之技轉策略書，向廠商宣傳大學技術授權之使命，並儘快對現行使用契約之契約進行撤底檢視與修正，完備契約範本的內容，可以有效增進締約的效率，同時可以思考契約作為宣傳性質的工具，例如因應技術特性，設計技術移轉的定型化契約，讓潛在被授權人清楚瞭解大學技術授權契約的交易條件，透過網路將完整的資訊揭露與友善便宜的締約程序，以有效提高的授權活動的效率與成功率。 / In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how to create and accumulate knowledge assets dominates the fortune-making. Taiwan is short of natural resources but full of technology human reseources. Hence, how to apply knowledge adequately become the key factor to improve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The abundant funds and outstanding research professionals are the advantages of university. However, the researches usually belong to early-stage ones and hardly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industries. Universities need foresighted industry partners who is willing to risk investing in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is the important mechanism that helps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through knowledge transfer. Thus, governments encourage enthusiasticall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The target of Univeristy-Industry Cooperation is to assure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university and build up an effective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to introduce academic R&D energy into the industry. The cooperation can thus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ompetency of industry and create new value for the R&D results of academia, to build a win-win situation. License agreement is the last mile of the whole technology transfer process but its importance is usually ignored. For the limited legal resources of university TTOs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all Taiwan universities use a formulaic contract provided by NSC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nd seldom amend the details to meet their own need for individual transactions. However, licensing approaches, even for comparable technologies, can vary considerably from case to case. This thesis will bring licensing strategy into contract design, analyze university licensing strategy, and elabora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trategy to con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This paper reviews literatures concerning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models and outlines university licensing strategy. The discussion further elaborate goals of licensing, possible licensing models and pathways, and find out the difficulties during license process. The design of contract also try to solve all these problems and fulfill the purpos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thesis als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deal and practice of licensing contract design through the study of contract format of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rough the studies, the thesis propose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licensing contract is much underestimated due to the immaturity of university-industry license transactions in Taiwan. Unlike universities in the U.S., Taiwan’s universities do not design licensing contracts according to their licensing strategy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s. The disregard of contract design will cause the impracticality of licensing strategy and thus be unable to achieve the original go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 mature contract design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licensing strategy will connect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 purpose, which can be observed in the cas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set up a clear licensing strategy book of their own and widely announce to industry. Taiwan universities should reform the contract forma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learn to take licensing contracts as a marketing tool, to promote a model contract for special technology licensing with detail information on it, to help potential licensee to understand the bargaining condition of the contract. Universities can provide 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easier contracting process through the interne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prosperity of technology trans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