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理論，是二十世紀科學革命性的發現之一，其強調創造力與不確定性，挑戰了傳統理性系統的邏輯思考模式，這樣的論述提醒著人們必須檢討舊有的思維模式，並建立創新能力。在全球化、資訊化與民主化的趨勢下，加上後官僚、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等公共行政典範的建立，使得政府在政策規劃與執行上，亦要有更創新的思維與作法。在實務上，政府正面對財政困窘與人民公共服務需求日益多元化的困境，這更促使政府必須進行政策創新，以便產生更具效率與效能的政策結果，進而奠定更穩固的國家及政府運作基礎。 政府的政策創新與政策執行，是一體兩面的。探究相關文獻後，本研究發現1960年代後期，國外已有學者開始進行政策創新的實證研究。然，在國內，雖有許多文獻指出政策創新對我國政府的重要性，亦提出可行的策略與建議，但在實證研究部分，仍然較缺乏。職是之故，本研究以教育部「建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五年計畫」（2004-2008年）為研究個案，透過次級資料分析法、深度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並輔以三角檢測法，來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本研究選擇此計畫為個案的原因為，在強調知識經濟的社會裡，「終身學習」是近十餘年來，我國政府所提供的嶄新公共服務，而，本計畫在規劃與落實這項公共服務時，產生了創新的公共服務產品與過程，更對未來相關計畫，立下的發展的基礎。總論之，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希冀達成下列研究目的： 第一，以強調路徑相依與時間序列的「歷史制度論」為理論基礎，探討政策創新產生的系絡與影響因素。在瞭解有益與阻礙政府進行政策創新的因素後，未來政府能透過制度的建立或法律的規範，以提供政策創新的激勵因素，進而促成更有益政策創新的政府環境，讓「創新」不再只是政府的口號。 第二，透過探究創新政策的類型，能夠讓「創新」真正成為政府的工具，而非目的。政府內部負責制訂政策的人員，藉由瞭解政策創新的類型，能夠知道透過哪些方式可以形成創新的政策。 第三，對於政府來說，形成創新的政策只是起點，重要的是瞭解政府應如何執行創新政策，以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進而增加政府的效能。因此，本研究藉由探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執行創新政策的模式，以便使政策相關組織與人員瞭解，在執行創新政策的過程中，應注意的事項，可能遭遇的困境與問題，及可行的執行策略與途徑。

創新帶來的影響，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潮流，開始衝擊世界各地，各國政府因應各式各樣的創新競爭、民主選舉與全球化潮流，為了政府績效與成果，我國在資通訊政策的發展，更注入諸多資源建置新計畫、新科技與新政策，藉以達成政府的設定願景目標。本研究透過政策創新過程來分析資通訊政策創新在行政體系內部的形成因素，探究我國E台灣到U台灣的資通訊發展之創新過程，透過次級資料分析與深度訪談的方式，從政策創新過程的三個階段：議程設定階段、採納說服階段與採納決策階段，分析各階段的影響因素，藉以探討資通訊政策創新過程，及此過程裡阻礙創新之問題。研究結果顯示我國資通訊政策創新乃透過多種管道得到創新資訊來源，諸如內部智庫幕僚、支援部會與外部專家學者、資通訊龍頭產業與國外顧問公司。議程設定主要來自於相關專業社群，諸如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與SRB會議的共識，以及科技政務委員的政治理念，並根據國內產業發展問題而觸發的政策創新議程。在說服階段，體系內部創新倡議者與外部支援管道彼此針對資通訊創新的理念與預算競和，篩選出可行的政策創新方案，決策階段則因資通訊政策的集權化現象，因此決策者本身的領導特質與對創新的支持、風險承擔，會對資通訊政策創新的產生影響。然而此創新過程裡，資通訊官僚組織的運作問題會發生官僚組織文化、創新疊床架屋、溝通協商費時、創新的民意基礎與管道薄弱以及之智庫團隊獨佔性等阻礙問題，甚至外部關鍵人士專業獨大、執政輪替與預算問題都會阻礙政策創新。蓋因創新過程之制度與專家社群對於創新形成的限制，建議政府在政策創新過程上，需有制度化的培育人才與建立創新倡議管道，且決策者需具備支持創新提案的心態。由於本研究屬於初探性研究，未來建議針對外部政策企業家、不同創新類型與各國資通訊創新過程等議題分析比較，加強我國政策創新過程的研究發現與經驗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