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長對人類當然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但是，其所帶來的附產品－環境污染問題，卻日益嚴重。本文鑒於國內少有關於此類問題的探討，乃著手研究之。 全文共分成四章、十三節。第一章為環境污染問題概述：說明問題的嚴重性、產生的原因及研究範圍的限制。一般而言，環境污染對人類的影響可分為健康、美觀、經濟成本及自然系統四方面；產生污染的原因主要為人口增加過速，社會對經濟成長有偏好，技術的進步，稀有資源配置錯誤，私人支出遠超過公共支出等五項。環境污染可從許多角度分析，本文僅限於經濟面的探討，且僅以空氣污染及水污染為例。就經濟上而言，環境污染引起效率及公平的問題。 第二章說明環境污染的經濟分析。首先駁斥羅馬俱樂部於經濟零成長的呼吁，因為：國民生產毛額本身即有若干的限制，同量的國民總生產不一定造成同量的污染，廢棄產品有再利用的可能性，而且經濟零成長絕對不為大多數低度開發國家所願接受。 環境污染是在一個分別抉擇的社會中，各人分別追求其最大利潤或效用，忽視本身行為加諸他人的影響而產生。亦即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發生差異。傳統經濟理論並未考慮此項問題，因此而產生的價格指標亦不完全，致使社會的凈利益可能為負值。為消除此種現象，必須將外部效果內在化，亦即將外部效果納入價格體系內。 環境污染與產權問題具有密切的關係。如果公有財產資源不被賦予財產權，必然導致過度使用，直至平均生產力等於平均成本為止。此時，使用者的邊際生產力可能已為負數，資源分派亦被扭曲。在公共財產資源中，以空氣與水最易發生問題，因其具有流動性且不易分割，在使用上不具排他性，所以此類財產宜屬政府所有。若將公共財產資源賦與財產權，則此類財產的污染程度，將決定於自此類財產所獲的利益是否超過此類財產本身價值的降落。適度的污染程度將可達到。但財產權的定義不易明確訂定，產權移轉費用亦很高昂，所以污染程度常超過所能容忍的限度，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預。此外，筆者對於密山(Mishan)所謂的「分別便利法」亦提出反駁，認為在實際上不可能實行。 環境標準的設定係以不超過最高可容忍限度為原則，亦即比較欲達到特定污染水準所需要的成本與所產生效益而定。須求得總成本與總效益的極大，即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效益的一點。 第三章是說明外部效果內在化的方法，本文提出六個工具，即直接管制、補償、誘導及補貼、合併、發售污染權、課稅法。在特定的情況應採行特定政策，因為各項工具並不能適用於所有情況，所以應該配合採行。 在討論反污染政策時，不僅要注意防治污染費用的大小，尚有誰來負擔這筆費用的問題。據估計，多數工業在實施嚴格的污染管制後，生產成本的增加尚不到百分之五。反污染費用最後的負擔，須視競爭情況、需求彈性而異。通常將以增加租稅、提高產品價格、減低工資、改變消費形態、降低消費等五種形態表示，各方式對所得分配的效果亦不相同。反污染費用若來自所得稅，則費用歸宿較具累進退性；反污染費用若來自貨物稅、財產稅、或以提高產品價格支付，則負擔呈累性，但筆者認為反污染成本的重分配效果不應作為選擇財源的主要決定因素。 假若經濟零成長，當人口增加率大於反污染技術進步的增加率時，則每人產出成長率仍為負值；若人口成長率低於反污染技術進步的成長率，則人口零成長是不必要的。同理，若維護人口零成長，只要產出水準增加率小於反污染技術進步成長率，則經濟成長亦不必要。 環境污染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甚少有人提及，本文係假定污染單獨的發生在進口部門或出口部門中，就進口國而言，對進口財課消費性的污染稅會改善落後國家對進口國家的貿易條件及其對進口國家的商品貿易帳，已開發國家對進口國家的貿易條件及商品貿易帳均會惡化。若進口國對進口競爭品課生產性的污染稅，則進口國的貿易條件及商品貿易帳均會惡化。 就出口國而言，對出口財課生產性的污染稅可使出口國的貿易條件改善，至於對商品貿易帳的影響，則視出口需求函數的價格彈性而定。若出口國對出口財課消費性的污染稅，對出口國貿易條件及商品貿易帳的影響則視出口財課的邊際成本情況而定。 第四章是說明台灣目前的環境污染情形，並對已採行的措施提出檢討及建議。我國目前產業對於污染防止的投資占總投資的比率很低，政府對於防治環境污染的重心是垃圾及水肥的清連及處理，對於空氣、水污染僅限於設置監視站而已，並未研訂具體的管制辦法送交各縣市衛生當局執行。此外，目前所採措施不外直接管制，缺乏經濟上的誘因且易造成資源錯誤分配。 本文最後提出幾項建議，以供有關當局作為改善生活環境的參考。即征課污染稅、減免財產稅、加速折舊、研究實驗費用的減除，目前租稅減免政策的修正，降低或免除防污器材的進口稅捐，外人投資生產事業的管制，鼓勵出口輕污染、進口重污染產品，建立同類工業集結區等。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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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一個與Barro(1990)及Koichi et al.(1993)相類似的模型，來探討一個具有私人資本及生產性公共財的內生性成長模型，其最大的差異是利用對偶性的原理，將模型簡化，以分析複雜的兩財模型。本文的重點有三： 　　(1)探討均衡解的存在，唯一及穩定性。 　　(2)描繪出當體系受干擾時，內生變數收歛的方向。 　　(3)探討稅率的比較靜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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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民意已經成為政府應該注意的重要民意來源，但近幾年，政府時常來不及在網路大量討論之前察覺公共議題並及時做出回應。網路輿情分析快速、大量撈取網路言論使政府可以及時得知正在形成的公共議題以及民意對現有政策的認知與態度，所以政府有相當誘因在公共政策使用網路輿情分析，然而其分析方法與特性對政策過程是助力或是阻力，仍尚待釐清。雖然部分研究文獻提到政府在使用網路輿情分析需要注意的議題與困難，但是導入網路輿情分析之後政府內部實際上如何處理與運用網路輿情分析結果，並未進一步探究。因此本研究以個別深入訪談為資料蒐集方法，訪談曾經使用過網路輿情分析的政策參與機關人員，以了解網路輿情分析對政策的影響，即網路輿情分析運用在政策上的情形與運用困難。 研究結果發現網路輿情分析結果在政策上的用途大致可分成新聞公關與政策業務。在新聞、公關上的用途主要為協助擬定輿情處理策略、用於輿情回應及預警上有困難；政策業務上運用在協助政策規劃與修正、政策推廣的決策支援與跨部門協調。行政機關單位的態度上多認為網路輿情分析可以運用在政策規劃與修正上，但需要先經判斷、過濾與抽檢，或搭配其他民調結果綜合參考，無法直接、單獨運用，雖然如此，網路輿論仍被視為不可忽略的民調資料。 網路輿情分析在政策上的運用亦有限制：因為網路言論雜亂跟網路輿情分析資料蒐集不具即時性，造成難以運用在需要即時性的機關業務上；網路言論雜亂跟網路輿情分析準確率難以控制及公務體系較少進行跨部門協調，造成網路輿情分析運用上需要付出比預期更高的人力、時間等資源，然而因為對政策規劃與修正來說，民調資料本就僅供參考，因此限制了網路輿情分析在政策業務上可以發揮的效益。 根據運用情形跟運用困難，本研究認為若網路輿情分析要作為政策民調運用在政策業務上，在分工上可以加入統籌、中介者參與，或是在資料撈取過程及運用分析結果時增加單位之間的跨部門協調；在運用情形上則視政策議題特性同時搭配其他民調或對網路輿情分析結果再分析過濾，以提升分析結果作為民調資料的可信度。另外，選擇網路輿情分析主題時應考慮政策議題是否適用網路輿情分析，與選擇範圍較廣的政策議題，以避免網路輿情分析資料撈取結果不佳。對於後續研究，本研究建議可以探討政府運用網路輿情分析的負面影響，以及政策議題特性對網路輿情分析運用情形的影響。

混沌理論，是二十世紀科學革命性的發現之一，其強調創造力與不確定性，挑戰了傳統理性系統的邏輯思考模式，這樣的論述提醒著人們必須檢討舊有的思維模式，並建立創新能力。在全球化、資訊化與民主化的趨勢下，加上後官僚、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等公共行政典範的建立，使得政府在政策規劃與執行上，亦要有更創新的思維與作法。在實務上，政府正面對財政困窘與人民公共服務需求日益多元化的困境，這更促使政府必須進行政策創新，以便產生更具效率與效能的政策結果，進而奠定更穩固的國家及政府運作基礎。 政府的政策創新與政策執行，是一體兩面的。探究相關文獻後，本研究發現1960年代後期，國外已有學者開始進行政策創新的實證研究。然，在國內，雖有許多文獻指出政策創新對我國政府的重要性，亦提出可行的策略與建議，但在實證研究部分，仍然較缺乏。職是之故，本研究以教育部「建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五年計畫」（2004-2008年）為研究個案，透過次級資料分析法、深度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並輔以三角檢測法，來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本研究選擇此計畫為個案的原因為，在強調知識經濟的社會裡，「終身學習」是近十餘年來，我國政府所提供的嶄新公共服務，而，本計畫在規劃與落實這項公共服務時，產生了創新的公共服務產品與過程，更對未來相關計畫，立下的發展的基礎。總論之，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希冀達成下列研究目的： 第一，以強調路徑相依與時間序列的「歷史制度論」為理論基礎，探討政策創新產生的系絡與影響因素。在瞭解有益與阻礙政府進行政策創新的因素後，未來政府能透過制度的建立或法律的規範，以提供政策創新的激勵因素，進而促成更有益政策創新的政府環境，讓「創新」不再只是政府的口號。 第二，透過探究創新政策的類型，能夠讓「創新」真正成為政府的工具，而非目的。政府內部負責制訂政策的人員，藉由瞭解政策創新的類型，能夠知道透過哪些方式可以形成創新的政策。 第三，對於政府來說，形成創新的政策只是起點，重要的是瞭解政府應如何執行創新政策，以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進而增加政府的效能。因此，本研究藉由探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執行創新政策的模式，以便使政策相關組織與人員瞭解，在執行創新政策的過程中，應注意的事項，可能遭遇的困境與問題，及可行的執行策略與途徑。

有鑑於全球化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國內相關之學術研究、理論建構尚在萌芽階段。本文擬從全球治理的角度，探討我國基因改造食品政策制定過程所面臨的挑戰與回應，希望透過實際個案的觀察拋磚引玉，使更多研究者能重視公共政策發展的全球化觀點。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在理論層面：藉由全球治理相關文獻探討，結合公共政策制定面向，進行學理論證與析探，以期提供全球化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論分析基礎。 二、在政策層面：本文選擇基因改造食品管理政策進行個案研究，一則希望突顯出全球化公共政策研究的普遍性與迫切性，原以為看似單純的、國內的食品安全議題，背後卻隱藏著全球治理的複雜網絡關係。另一方面，目前基因改造食品議題之研究內容，大多對於法律規範、風險管理等討論，尚缺乏政策面向的論述。筆者首度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切入，藉此瞭解全球治理網絡中國際性組織與跨國行動者，對於我國基因改造食品管理政策的影響，同時希望為該政策發展做一完整記錄，以期提供整體性的政策分析與建議。 經由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與實地深度訪談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項命題供日後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全球化時代下，國際性政府間組織所制定的相關國際協定或標準，已直接對於國內政策制定產生約束力。 1-1國際性政府間組織所形塑的議程，會加速我國基因改造食品政策問題的形成。 1-2國際性政府間組織所達成的標準，已成為我國基因改造食品政策規劃的重要依據。 1-3國際性政府間組織所研擬的協定，也會促使我國基因改造食品政策立法進行修正。 二、全球化時代下，跨國企業透過資源提供、建立聯盟等各種直接與間接途徑，對於國內政策進行遊說。 2-1 跨國企業利用市場依賴的特性，促使國內基因改造食品政策問題之形成。 2-2跨國企業藉由提供知識、訓練、技術等資源給政府部門，進而影響我國基因改造食品政策規劃的方向。 2-3跨國企業藉由提供知識、訓練、技術等資源給其他相關利益團體，經由策略聯盟，影響我國基因改造食品管理立法的過程。 三、全球化時代下，國際非政府組織對於國內基因改造食品政策制定過程的實際影響與參與有限。 3-1國際非政府組織藉由參與國際組織推動全球議程，使得各國政府必須面對基因改造食品管理之政策問題。 3-2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我國未見有分會之運作，所以直接參與政策規劃的情形相當有限。 3-3國內非營利組織必須主動向國際非政府組織爭取相關知識、訓練、技術等資源援助，這些非政府組織對於國內政策立法的實際影響實屬間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