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討臺灣總督府在不同的時期政策下，如何設計出符合統治需要的初等教育經費制度。經過研究以後發現，初等教育經費制度在大正9年（1920）公共團體成立前後，有相當明顯的不同。因此，本文以公共團體成立為分界，針對日治前後期初等教育經費制度變化過程進行討論。 在日治前期，總督首先對既有資源展開調查與整合，並將清代府縣儒學的學田成立學租財團統一管理。在臺灣公學校令實施後，仿照本國制度在臺灣設立協議費，配合捐款、學費以及公學校基本財產收益，組成公學校的收入。協議費制度以公學校學區為基礎，向區內民眾徵收維持公學校運作所需的經費；從收入比重來說，也是日治前期最重要的來源。在支出方面，明治31年（1898）公學校成立以後，到了明治34年（1901）便出現不穩定的問題；總督府因此在明治35年（1902）以「公學校經費收支規程標準」規範公學校經費收支，企圖穩定公學校經費；該規定後來在明治39年（1906）、明治40年（1907）再次修正，「公學校財務規程」建立更為完整的收支決算制度，也使公學校經費制度到公共團體成立以前，大致能夠維持穩定的狀態。 大正9年（1920）公共團體成立以後，本來屬於總督府支配的地方費財源重新調整，新成立的州、廳與市街庄擁有獨立的財政權，總督府也在大正11年（1922），將教育行政權下放到市街庄，將小公學校的設置權交由公共團體管理者決定。公共團體成立以後，解決了日治前期因為校舍擴增的債務問題，公共團體的財源雖然是所有地方公共事務的經費，相較於日治前期以協議費為主的收入，公共團體成立後教育分配到的財源比以前更多。 公共團體的設立雖然給初等教育帶來一定的財源，但是公共團體在先天設計上，並沒有創造出如同本國府縣人口、面積的行政區，在經費籌措能力上遜於日本。另外，受到因為殖民地的特殊性影響，總督府給予地方相當多的國政事務；公共團體在國政事務支出過多下，排擠到既有的教育經費，從1930年代起開始無法容納更多的就學人口，地方財政開始出現危機。隨著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對人力需求快速增加，在地方財政無法更進一步提供更多人入學下，總督府在1930年代中期以後，嘗試以國庫補助地方教育經費，並在義務教育實施的前一年（1942），確立國庫補助初等教育經費制度，初等教育經費也從州、市街庄負擔經費的型態變成國庫、州廳與市街庄各負擔三成的結構。 關鍵字：公學校、協議費、公共團體、國庫補助、義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