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歷史上，從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亦即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擊敗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倡導者王明之後，似乎中共開始走出蘇聯或傳統馬列主義的制約，逐漸展開中國式統治語言的建構，這箇中意涵究竟代表了什麼？本文將討論中共主政時期之下，中共民族主義論述中的文化角色變遷過程；從這些討論當中，試圖了解民族主義中的「文化」功用為何，人民對於中共的論述與政策建構又是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並分析這種民族主義文化敘事建構對於中共政權的鞏固具有何種意義。

男同志的術語有其特殊性，它們到底是在哪些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下產生的呢？這套體系如何運用呢？隨著時代演進，這些術語如何轉變呢？同時，受到西方與日本男同志文化的影響。加上網際網路的發達，使男同志非常容易接收國外男同志的資訊，尤其是台灣的流行文化，長期跟隨日本的發展，在過程當中也把大量詞語與概念介紹進來，有時反而成為台灣男同志的一種重要象徵。因此，最初這些術語怎麼被引進、怎麼被翻譯而又怎麼被使用的？在這些詞語變化與使用的過程中，可以抽絲剝繭發現台灣男同志的特殊性。從男同志的術語當中，諸如1號、0號、葛格、底迪等等，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不同術語之間所形成的位階體系。 至於熊、猴、迷你馬或狼這些用動物來表現男同志的形象，我們必須重新檢視男同志追求什麼樣的外表與特質，當特定氣質被賦予特定的象徵後，一名擁有該特質的男同志，如何在互動的過程中決定地位的高低？ 因此，當混用的現象如1號弟、0號哥、熊哥、迷你馬底迪等合成的術語出現時，是否可以觀察到性／別分工跟社會體系的互動關係，到底同志欣賞什麼樣的形象與特質？抗拒的又是什麼？男同志認識彼此的時候，彼此的地位關係會是交往的阻礙嗎？ 對男同志來說，許多習以為常的概念，並非憑空發明，即便不少術語與概念源自西方的男同志，但在翻譯與使用的過程中，一直在跟台灣的歷史、社會、文化互動，本研究希望能讓研究的焦點，放在男同志跟台灣脈絡的互動關係。不同於大部分社會學與教育學的研究，傾向把同志當作個案，並以「男同志個體如何融入社會結構」的方式來分析，筆者著重男同志如何跟社會結構進行認識與互動，從中看見台灣的男同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