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紀之交，東亞知識文化界對於「亞洲」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國對於「亞洲」論述凸顯出一種「我群本位」的意識型態，同時忽略與我群一起組成東亞的複數「他群」立場。 中國知識界大體上依據「黃白種戰」論述而提出以漢族為中心的「合種」或「同化」的構想。尤其是，中國革命派接受民族主義思考框架，而建立「將黃帝視為共同始祖」的民族想像。有趣的是，在「文明論」的框架下，漢族似乎以中國國內少數民族和西方之間的中間者角色自居：漢族和中國國內少數民族之間，以漢族佔有文明的優勢作為理由，強調中國內少數民族被漢族同化的必要性，反之，中國和西方之間，中國本身認同西方文明上的優勢，而強調以西方為基準的文明開化。 另一方面，韓國知識階層，在西勢東漸的情形之下，表現出把韓中日三國看作共同命運體的意識形態。雖然如此，韓國知識階層基本上還是從西方中心的文明論出發，依據西方對於東方的負面形象而重新建立「中國形象」，並將西方描述成理想社會。而這種描述方式，有助於否認中韓兩國之間文明關連性的說法。如此一來，韓國才可以藉此強調「脫離中國」的急迫性與必要性，並走進文明開化的途徑而真正獲得韓國的自主獨立。 此處，我們不可忽略的是，在21世紀東亞社會裡，仍然存在著這種差別階序格局。即，二次大戰之前，在將領土擴張可以與發展劃上等號的時代，被殖民乃至次殖民國家的韓中兩國，現實上無法打下差別階序格局。但是，冷戰體系崩潰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像韓國與台灣這樣的東亞新興國家，依據經濟發展的成果，表現出要把新世紀視為可以與強國並肩而立的時代，並展現出自國可以成為東北亞和東南亞唯一新興強國來迎接的姿態。如韓國政府所提出的「東北亞經濟中心」 與台灣的「南進政策」 就是代表事例，其皆蘊含著「次帝國主義」意向。如此看來，雖然韓國與台灣在近代歷史中長期淪為現代性的受害者，但是，在達成一定的經濟發展之後，反而表現出將經濟影響力擴張到落後地區的欲望，而這些其實正是複製著在文明論結構下所產生的差別主義的階序格局。尤其若以批判的視角去看當前台灣和韓國的社會，我們就可以發現差別主義的階序格局，即當前台灣和韓國社會對外籍勞工與外籍新娘所顯示出的蔑視與壓迫姿態即可窺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若以「繁榮與發展」為目標來推動東亞合作，地域內的合作必然減少民族主義對外部的抵抗力，其結果可能不是促進解放，而是增強了支配效果的空間。正因如此，以東亞經濟發展為目的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也許會造成地域內先進國家與後進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經濟關係。 如果我們不能消除上述的這些束縛，那麼存在於東亞各地域內與地域之間的矛盾、對立以及差別化，恐怕就無法獲得真正的解決了。

有關探討「歷史上台灣原住民形象」的學術研究，多半側重漢籍史料，其視角大致如下：1. 將文獻資料視為還原歷史現場的途徑，針對史料所提到的器具、風俗與制度，展開族群關係的回溯與重建。2. 以整理歸納的角度，統整歷代有關台灣原住民的官式文書、個人著作、竹枝詞、雜詠、賦及駢文，在不同文類的參照中，得出原住民形象的輪廓，涉及性別、修辭、物質文化等主題討論。上述研究成果，多半從帝國王朝看待邊疆民族的視域，進行分析，然而，若能跳脫清朝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以及日本安政、萬延、文久、慶應、明治等紀年之框架，而考慮1858-1912年間台灣歷史的特殊性，結合周遭因海洋而與異族交會、影響的經驗，台灣原住民的形象研究，得以在一個文化流動的論述中開啟新意。 咸豐八年(1858)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埠，在這段時間，西方、日本挾帶各自的海洋勢力而來，以物產、傳教、踏查為名，順著海路，聚集於台灣，使得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台灣歷史的特殊性，表現在開港貿易之後西方官員、傳教士以及商人的探險旅行，旁及牡丹社事件前後，日本朝野思考台灣「無人之境」領域的主權，這些藉著海洋而來的海外勢力，與清廷思考台灣後山番地、開山撫番、設省等政策，形成多層次的拮抗與論辯，並影響晚清處理帝國想像與再現政治的命題，台灣原住民於此，於是成為各方勢力斡旋、角逐的籌碼。本論文旨從海洋視域---各方勢力透過海洋來到台灣，在近代國家與世界體系建立的過程中，關注1858-1912年間台灣原住民形象再現、歷史情境與文化詮釋，並藉此梳理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晚清、歐美列強、日本之文明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