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之前，威權黨國機器藉由土地改革、侍從主義、統合架構的治理機制完全壓抑了市民社會茁長的空間。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內外主客環境的鉅幅變遷，使政府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支配力呈現了鬆動的情況，並導致威權轉型與政治解嚴的結果。從自主性、影響力和公共性等指標觀察市民社會的發展，發現此時台灣市民社會乃有趨於活絡的現象。 分析台灣市民社會在1980年代蓬勃的原因，在外部因素方面，有美國「中國政策」的調整、美國對台灣人權狀況的關心、中共改革開放的壓力，和台灣在國際體系中屬於「半邊陲」國家的特性；在內部因素方面，則有政治反對力量的參與、就業型態的改變、教育程度的提昇、經濟型態與所得消費的改變、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外來文化的刺激等，而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則是社會上新興中產階級的形成。 在政府威權轉型的過渡期間，因為市民社會帶領民眾衝撞黨國體制的經驗，使民眾從僅能接受統治的順民蛻變成為積極參與的市民。再者，隨著市民社會組織質與量的發展，它們無論是在公共議題倡導、公部門運作的監督、行政人才的儲備，或是積極的取代政府職能上，都呈現出其對台灣民主化的重要貢獻。 在台灣現今正歷經民主鞏固之際，而市民社會組織影響的範圍大體上只侷限在特定或單一的法令政策，對於全民層次或整體社會的影響力，反不如政府輪替之前而呈現出停滯甚至微弱的情況。總之，當前的市民社會在社會自由和社會福利的領域裡，已然呈現出它具體的貢獻，而在民主深化和鞏固的課題上，則仍留待未來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