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對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傾向之一，是採取社會或經濟的立場以理解中國的歷史分期。而對於唐代國家權力與國家行政體制的演進，一般研究多以安史之亂為劃分唐前後期的重要分水嶺；導致在討論唐代皇帝於各方面制度演變中權力逐漸強化的同時，其背後的意義也隱而不明。 禮儀制度在國家中發揮維持統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是中國文明的特色之一。國家的制度與組織演進，與現實形勢的變化關係密切。而禮儀做為國家的制度，在國家針對現實情勢變化重塑政治結構的組成之時，亦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反映出統治者的權力正當性來源、身分尊卑等級，並發揮著客觀規範作用。此外，從禮儀制度的內容探索起，包含儀式運作、空間變化，均可推測其形成的背景，一窺國家現實統治的情況。 本文從國家的角度，並以禮儀制度(郊祀禮為主)當切入點，置於隋唐國家型態演變的脈絡下，企圖指出國家具有以政治手段主動整合或控制各地域社會的自主性，藉此對以社會經濟的角度解釋隋唐國制變革的立場做一補充。其次，以安史之亂做為唐代制度演變分水嶺的觀點，亦強調社會經濟變動下的制度演變是國家被動反應的結果，本文探討隋唐禮儀與政治制度的交互影響，欲證明一般認為安史之亂造成的制度演變，其基礎已奠定於唐前期，並且是出於統治者穩固國家秩序的立場所締造的，此即國家自主性的表現。而從統治者的立場出發，則最後須進一步探討皇帝權力在隋唐國家型態下逐漸強化的意義，其中於是牽涉到天與君、臣關係以及皇帝的政治、禮儀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