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呈現出越加中央集權化的發展趨勢，表現於地方權力往中央集中、官僚權力往皇權集中。本文以清初三大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探討他們是如何反思中央集權之弊端。其中他們以「君不信臣」作為批判起點，認為必須以封建之分權，來取代郡縣之集權，因此主張的是一種新的政治正當性，而非只停留於統治者的個人品德之批判上。本文並探討了他們反思背後的形上學認識和理想的分權原則。就前者而言，他們是以道德上的效果論來反省先驗法則是否正確。就後者而言，他們面對無力負荷集權運轉的政治現實，於是主張讓士大夫有更多的自主權力。在分權的政治理想下，他們於是提出了一種將倫常意義抽離出來的君臣關係，也就是相對的和分工的君臣關係。

過去對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傾向之一，是採取社會或經濟的立場以理解中國的歷史分期。而對於唐代國家權力與國家行政體制的演進，一般研究多以安史之亂為劃分唐前後期的重要分水嶺；導致在討論唐代皇帝於各方面制度演變中權力逐漸強化的同時，其背後的意義也隱而不明。 禮儀制度在國家中發揮維持統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是中國文明的特色之一。國家的制度與組織演進，與現實形勢的變化關係密切。而禮儀做為國家的制度，在國家針對現實情勢變化重塑政治結構的組成之時，亦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反映出統治者的權力正當性來源、身分尊卑等級，並發揮著客觀規範作用。此外，從禮儀制度的內容探索起，包含儀式運作、空間變化，均可推測其形成的背景，一窺國家現實統治的情況。 本文從國家的角度，並以禮儀制度(郊祀禮為主)當切入點，置於隋唐國家型態演變的脈絡下，企圖指出國家具有以政治手段主動整合或控制各地域社會的自主性，藉此對以社會經濟的角度解釋隋唐國制變革的立場做一補充。其次，以安史之亂做為唐代制度演變分水嶺的觀點，亦強調社會經濟變動下的制度演變是國家被動反應的結果，本文探討隋唐禮儀與政治制度的交互影響，欲證明一般認為安史之亂造成的制度演變，其基礎已奠定於唐前期，並且是出於統治者穩固國家秩序的立場所締造的，此即國家自主性的表現。而從統治者的立場出發，則最後須進一步探討皇帝權力在隋唐國家型態下逐漸強化的意義，其中於是牽涉到天與君、臣關係以及皇帝的政治、禮儀空間。

韓非思想中「君尊臣卑」的支配格局，其範疇是哲學的，是政治學的，也夾雜著社會學與文化學的意義。本文從時代氛圍的外在歷史脈絡出發，到學術思想的內在理路發展，將韓非思想勾勒為一「君尊臣卑」的體系。韓非由裏到外、從有形到無形、自無為而無不為，全面徹底地塑造「權重位尊」的君主形象，也無所不用其極地研擬「權重位尊」的權謀手段，讓君臣關係越拉越遠，因而形成了一種絕對支配的型態。 在高舉「君主至上」的旗幟時，「尊君」勢必導向「卑臣」，正如同高處的水必往低窪處流竄，是不得不如此的宿命！這種「尊 / 卑」的觀念，狠狠地劃開了君臣的距離，在《韓非子》一書中，既是動機，亦是手段，更是理想。「尊 / 卑」的絕對支配，將君臣關係自血緣中抽離，注入了交易、契約、施報的新血，擺脫了倫理道德的羈絆，讓政治的回歸於政治。 這種「尊 / 卑」的絕對支配，與韋伯「正當性支配的三個純粹類型」有著截然不同的本質差異，雖然與「法制型支配」有些許相似的地方，卻又處處格格不入，在對照的過程中，自然顯現東、西方哲學在權力的觀點上大大不同。究其實，韓非的權力論單純地化約為「君尊臣卑」的主張，或許表面上想營造一個客觀化的官僚體系、想締造一個制度性的法治社會，卻都只是一個美麗的假象，最後都必須回歸到「君尊臣卑」的本質和目的，因此，「君權至上」的真相大白，也同時建立了中國政治統治上以「賞罰的機制」建立「君尊臣卑」支配格局的典範，也開啟了以「禮」而「法」而「刑」的領導管理新紀元。這種以政治權力掛帥的文化主流，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陽儒陰法」、「因道全法」的統治基調，是韓非思想對後世最大的啟蒙影響，可謂形塑了一種帶有東方色彩的支配類型。 「君尊卑臣」不只是一個空洞的觀念，儼然已成為一種理想性的制度。自秦朝統治開始，中國兩千餘年的統治方式便一直運用韓非的理論，包括「陽儒陰法」、「陽德陰刑」的模式，也存在著韓非「君尊卑臣」的影子；亦或是當代權力擁有者，韓非所言的「權威」、「服從」思維也或明或暗地操縱其內心，因此，韓非所造就的「尊 / 卑」絕對支配，正如他所設計的手段——由裏到外、從有形到無形，全面徹底地攻佔政治制度、權力思維、文化意識、經濟支配、組織管理、人際交往等個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