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同形字」就是字形相同的字，卻含有不同的音義，且其不同音義間彼此並無「引申」或「假借」的關係。這種字形和音義間的複雜關係，容易造成字形辨識上的錯誤認知，進而影響整個「地下新材料」文本的正確釋讀，這是所有想利用「地下新材料」作學術研究者，皆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本論文主要就是運用「同形字」的觀念來考釋古文字中的疑難字詞，材料以殷商甲骨文、兩周金文和戰國楚簡文字為主。再從整理出來的「同形字組」例證，歸納「先秦時期」出現「同形字」的成因為：「字形同源」、「字形繁簡、形訛」和「構字本義不同，字形偶然相同」。最後將「同形字組」放在「先秦」時空座標中，觀察古文字在不同時空中所表現出來文字構形及演變的特色。

本論文《周秦漢出土法律文獻研究》，擬以「西周金文」、「包山楚簡」、「睡虎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的法律文獻為主。依次從「家庭」、「社會」、「國家」的角度切入，為「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結構」之「因襲」與「變革」，進行規律性表述，且萃取引領其發展的「血緣倫理」精神。 「家庭」是「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結構」的最基本單位，故〈第二章〉隨即探討與「家庭成員」密切相關之「血緣倫理」與「奴隸人權」。先從「孝道」、「家罪」、「非公室告」、「親屬相容隱」、「收孥」、「連坐」、「復讎」、「繼承」等議題，分析戰國秦漢出土法律文獻已具備「血緣倫理」的價值取向。再從戰國秦漢出土法律文獻中與「奴隸」相關的史料，論證當時的「奴隸人權」，正逐步透過國家律令獲得保障。最後討論中國古代法律規範，並不會因特重「血緣倫理」，而漠視部分「家庭成員」（如子女與奴隸）的「基本人權」。 〈第三章〉先將與「血緣倫理」相關的議題從「家庭」擴大至「宗族」，藉西周〈琱生三器〉所載，大宗召伯虎對小宗琱生的「法律治理權」與「土地分配權」，讓西周「宗族等級社會」的生活實貌精彩重現。其次將〈琱生三器〉依照「血緣身份」分配土地，與《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戶律》（簡310-316）依照「軍功爵位」分配土地相較，探究中國古代社會結構轉型的時代意義，且觀察究竟遵循何種「分配體系」，會比較符合中國古代社會的「正當期待」。 〈第四章〉則將論述焦點提升至「國家政體」的層次。春秋、戰國正值國家政治體制的轉型期，此時必會呈現若干共存、競爭的中間形態。本章擬從戰國《包山楚簡》法律文獻的「地方行政權屬」，與「戰國秦漢簡牘」所載之「舍人」身分歸屬，雙管齊下地探究戰國秦漢之際的「國家政權結構」，是如何從西周「封建」，轉型成集「封建、郡縣」為一體，最後由「皇帝專政」的新局勢。 〈第五章〉為論述「國家」形成的重要標誌 ──「國家」如何在「社會」，創建一個超然的「法權」機構。首先將西周金文、《左傳》、《國語》和戰國秦漢出土法律文獻中，所提及的「職官士」相較；分析中國古代「司法權」，如何在「官僚行政體系」對司法職能「專業化」的訴求下漸趨獨立。其次，從《包山楚簡‧疋獄簡》與〈受期簡〉考證，〈疋獄簡〉之「原告」與「被告」，和〈受期簡〉之「負責官員」與「被告」，經分析皆包含「上級對下級」、「下級對上級」和「平等」三種關係，推論戰國時期楚國「司法」體系的「平等意識」已深植人心。 最後歸納統治階級在同族血緣的基礎上，發展跨越族群、設官分職、具政治臣屬的「國家」體制，乃大勢所趨。但是中國古代「國家」的地方行政組織，仍必須與「社會」的血緣宗族聚落融合，因為傳統中國始終以「血緣關係」作為人際交往的根柢，所以法律規範務必顧及「血緣倫理」。但「周秦漢出土法律文獻」，既然以「法律」稱之，它們還是具備「法律」應有之普世價值，譬如強制性、公開性等形式條件，與本論文曾大幅討論之對「公平、正義」的理念認同。

先秦時期的古書，以竹簡為主要載體。竹簡擁有「一枚一枚」的特性，為了防止簡冊錯位或增簡、漏簡等情況發生，古人採用「編聯」使一枚一枚的竹簡依序排列成冊。由於竹簡這種載體的特殊性，導致了編聯而成的簡冊在客觀上容易因為編繩斷開而發生散亂，也造成了今日出土竹簡的殘斷零亂。為了能正確解讀這些斷簡殘編，編聯成了今人研究出土竹簡的首要之務，且學界對編聯的探究多集中在戰國楚竹書。然而，原整理者的編聯不斷地被各家學者進行探究與修改後，卻因為沒有共同的編聯論據，導致許多簡文編聯難以達成共識與定見。據此，本文認為學界在面對編聯工作時，需要一種具有實證性與理論性的「準則」，因而提出「戰國楚竹書編聯方式研究」的論題。本研究廣泛蒐集戰國楚竹書編聯資料，對前輩學者豐碩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分析、歸納比較，藉以抽繹出戰國楚竹書編聯方式的準則，欲於龐雜的文獻之中，藉由充分的實例分析與歸納，提供學界在進行出土竹書編聯時，能有具體的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