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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以1940年代為中心 / The Nationalism Narrative of Taiwanese new Literature in Kominka Period:Along the 1940s林嘉立, Lin,Chia L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民族主義敘事是台灣日治時期新文學很重要的一個表現,但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在台灣文學史受到戰後民族主義浪潮的催發而展開的書寫過程中,經常因為「時空環境差異」以及其中內含「皇民文學」等看似親近日本殖民者的言論,而與民族道德相對正確的前行時代隔離開來。只是當我們明白歷史敘事、尤其是於民族主義滋養下進行的歷史敘事,經常為了證成當下身份意義的需求而導致了偏頗以及去脈絡化的結果,「皇民文學」或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就有了重新閱讀的空間。本文以民族主義的理論爬梳為始,配合「東方式殖民主義」的概念,切入1930年代左翼思潮在地開花,以及1940年代的鄉土書寫、文學史建構與「皇民文學」等一系列台灣知識分子的文學活動,一方面以回應「東方式殖民主義」的假定,將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編入日本帝國的欲望連接回皇民化時期之前;另一方面則期望賦予被殖民的台灣人追求身份認同的過程以完整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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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黃惠禎, Huang,Hui-Che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楊逵在臺灣史上既是重要的社會運動家,也是知名的文藝工作者。從實地領導臺灣農民組合與臺灣文化協會,至以創作批判臺灣總督府扶植資本家成立製糖株式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等企業,假借農村繁榮和開闢山林為由,對臺灣土地進行的強取豪奪,楊逵從普羅大眾的視角出發,以左翼的社會運動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積極介入社會改造,堅定地表達反對殖民統治與階級壓迫的基本態度,擘畫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理想社會。
一九四○年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政府兩個威權體制的高壓統治,臺灣人不僅因政權之遞嬗兩度變換國籍,也由於皇民化運動的推行與戰後全盤的中國化運動,遭逢兩次不同的國語政策與文化措施。毫無疑問,四○年代短短十年間是臺灣歷史上變動最為劇烈,也是考驗知識分子最為關鍵的時刻。可惜由於牽涉到皇民文學與二二八事件等政治上的禁忌,楊逵在這段時期的活動記錄幾乎呈現空白的狀況。本論文以《楊逵全集》編譯計畫進行期間,所蒐羅楊逵各類型的作品及其各種版本為基礎,配合近年間出土的第一手史料,藉由文學文本、歷史語境、文化現象等各方面的交互考察,為四○年代楊逵的社會運動與文藝活動進行補白的工作。此外,並借助薩伊德後殖民論述,檢視楊逵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重構楊逵圖像。
在爬梳豐富的文獻資料之後,筆者發現無論外在環境如何艱困,楊逵總是能從艱難的時局縫隙中找尋出路;無論以文學創作針砭時政,或藉編輯刊物傳布左翼文學思潮與作品,或與日本、中國左翼作家間的交流與合作,莫不延續二○、三○年代勇敢對抗國家機器與霸權文化的批判精神,自始至終未曾偏離社會主義的階級立場。透過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希望本論文不僅能為日後更為深入與更為全面性的楊逵研究做出貢獻,並能有助於了解臺灣知識菁英面臨政權更迭時的困頓與掙扎,及其社會參與和文化抗爭等諸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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