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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黃惠禎, Huang,Hui-Che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楊逵在臺灣史上既是重要的社會運動家，也是知名的文藝工作者。從實地領導臺灣農民組合與臺灣文化協會，至以創作批判臺灣總督府扶植資本家成立製糖株式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等企業，假借農村繁榮和開闢山林為由，對臺灣土地進行的強取豪奪，楊逵從普羅大眾的視角出發，以左翼的社會運動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積極介入社會改造，堅定地表達反對殖民統治與階級壓迫的基本態度，擘畫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理想社會。一九四○年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政府兩個威權體制的高壓統治，臺灣人不僅因政權之遞嬗兩度變換國籍，也由於皇民化運動的推行與戰後全盤的中國化運動，遭逢兩次不同的國語政策與文化措施。毫無疑問，四○年代短短十年間是臺灣歷史上變動最為劇烈，也是考驗知識分子最為關鍵的時刻。可惜由於牽涉到皇民文學與二二八事件等政治上的禁忌，楊逵在這段時期的活動記錄幾乎呈現空白的狀況。本論文以《楊逵全集》編譯計畫進行期間，所蒐羅楊逵各類型的作品及其各種版本為基礎，配合近年間出土的第一手史料，藉由文學文本、歷史語境、文化現象等各方面的交互考察，為四○年代楊逵的社會運動與文藝活動進行補白的工作。此外，並借助薩伊德後殖民論述，檢視楊逵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重構楊逵圖像。在爬梳豐富的文獻資料之後，筆者發現無論外在環境如何艱困，楊逵總是能從艱難的時局縫隙中找尋出路；無論以文學創作針砭時政，或藉編輯刊物傳布左翼文學思潮與作品，或與日本、中國左翼作家間的交流與合作，莫不延續二○、三○年代勇敢對抗國家機器與霸權文化的批判精神，自始至終未曾偏離社會主義的階級立場。透過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希望本論文不僅能為日後更為深入與更為全面性的楊逵研究做出貢獻，並能有助於了解臺灣知識菁英面臨政權更迭時的困頓與掙扎，及其社會參與和文化抗爭等諸多面向。楊逵左翼臺灣文學左翼文學普羅文學皇民文學 Yang Kui Left Wing Taiwanese Literature Leftist Literatur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Koming Literature
2	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伊藤永之介台灣作品研究林蔚儒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在歷來台灣文學的研究當中，討論到日本人作家的台灣書寫時，浮現在腦海中的，往往是佐藤春夫、中村地平等一脈相承的浪漫耽美系譜，以及深受其影響的西川滿與其《文藝台灣》集團同人。事實上，有別於此一路線，與三○年代台灣左翼文學運動關係最為緊密的日本左翼文壇，對於當時台灣文壇更是產生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例如楊逵以〈送報伕〉入選一九三四年《文學評論》雜誌徵文第二名，得到左翼作家德永直等人的好評便是一例。此外，更有並非耽美派作家所寫下的、呈現出台灣做為殖民地的多元面向之作品。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當屬身為「勞農藝術家連盟」一員，秉持左翼立場的伊藤永之介筆下取材自殖民地台灣的作品──〈總督府模範竹林〉及〈平地蕃人〉。一來作者伊藤永之介的左翼色彩在殖民地書寫上產生怎樣的效用使人感到好奇，二來不具台灣經驗的作者如何呈現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亦使人產生興趣。本論文即針對伊藤永之介上述兩篇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進行討論，除了逐一釐清小說外部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同時分析小說內部的文本性格，進一步探勘作者的書寫策略與其寫作意圖。伊藤永之介一方面透過在地風物的描寫以及語言的混用，突出殖民地台灣的地方色彩與混雜的台灣印象。另一方面，〈總督府模範竹林〉以渲染性或煽動性的字眼取代嘆願書中平直的文字，意圖達到挑撥讀者同理心與同情心的目的；〈平地蕃人〉結局則停留在主角最終的反擊，同樣表達了強烈的反抗意識。並且藉由生命的消逝、生活的崩潰來強調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困苦，而相同的書寫手法在另一篇殖民地作品〈萬寶山〉中更是表露無遺，不只透過文獻資料灌注其對殖民地的想像，同時筆下的殖民地面貌往往是平面而刻板的，呈現出左翼文學作家一貫公式化與類型化的傾向。但不論是公式化的書寫，抑或藉由資料想像未曾謀面的台灣，都正代表著作家觀看台灣的角度，前者源自於左翼文學作家的背景，後者則是由於未曾涉足台灣的緣故，伊藤永之介在此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視點，使日本人筆下的台灣不再只是耽美浪漫的單一面向，而閱讀三○年代的殖民地台灣，於是有了更多的選擇。伊藤永之介日本左翼文學殖民地物台灣書寫
3	日據時期檢閱制度下的台灣左翼文學徐千邦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從日據時期殖民地媒體檢閱制度的要素，來觀察台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試圖對前行研究指出台灣左翼文學於發展歷史中所呈現的特點，作一補充性論述。首先，針對當時台灣檢閱制度來龍去脈和殖民地前期媒體實際概況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檢閱制度如何作為當時日本帝國殖民地特殊政策的一環，在媒體環節上發揮嚴苛於內地的箝制作用。這種影響不僅使得由殖民地台灣人自辦的刊物直至1920年才出現，而且能發展的空間在總督府密切關注下也一直相當有限。這種情況在1927年台灣政治運動的突破(分裂)局勢中獲得了轉機，一些具左翼色彩的刊物藉由「出版物」的合法型態取得發行機會，替台灣左翼文學打開了契機。但相對來說，檢閱制度因應著殖民地文化空氣的轉變，也提升了媒體檢閱工作的細膩度和專業度，其中特別是針對這個時期開始增加的中國輸入出版品。在檢閱制度下，原本這些期待能運用出版物合法型態來推動左翼思潮的刊物也一一面臨查禁停刊的命運，使得台灣左翼文學被迫走入一種最低程度的左翼文學類型。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的局勢，進一步內縮了台灣的媒體空間，台灣左翼文學開始在文學領域中尋求與右翼文人的聯合，但這種聯合卻也曝露出路線不明確、或自我淡化左翼色彩來保住發言權的現象，左翼文學必須受限於種種掣肘，最終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升級後再也無法堅持下去。日據時期殖民地媒體政策檢閱制度出版品出版物台灣民報台灣左翼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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