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臺灣的文學雜誌是日治初期抗日運動失利後，另一個對抗殖民統治的方式、文化啟蒙的工具，後來也發展出以通俗娛樂為主或社會寫實等路線的各類雜誌，使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呈現不同的樣貌，也讓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成為日治時期研究的重要史料。 2012年傳出《文訊》雜誌社辦公空間與文藝資料被迫搬遷，面臨無處可去的窘境，讓我們必須思考在文藝資料與許多珍貴的文物、史料的徵集與保存之餘，面對日益豐富的典藏與文物，應該採取更適當的典藏方式，而因資訊科技發展而興起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圖書館，也是面對大量館藏無法保存管理的解決之道。 本研究欲探討的是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是否完整保存下來?圖書館作為重要的典藏機構，是否完整典藏這些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另一方面，文學文物保存問題也突顯出在資訊時代傳統典藏方式已無法滿足日益增多的實體館藏。數位典藏與數位圖書館的興起即是為這些問題提供另一種解決之道。而資訊科技的發展，資訊的快速傳播，數位資源的多樣化與各種應用，讓實體館藏數位化後有更多的可能，不再是傳統的徵集、典藏與使用關係。目前臺灣出現許多不同的數位典藏計畫，而這些數位典藏是否已完整典藏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則是本研究要探討的另一個主題。本研究獲致研究結果如下: (1)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與當時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具有時代意義;(2) 目前尚未有研究或典藏能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的完整面貌;(3)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數位典藏應建立聯合目錄;(4) 四、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數位化工作流程;(5)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數位典藏模式建議;(6) 著作權問題處理方式並不明確影響數位典藏發展。 本研究最後針對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實體與數位典藏提出以下建議: (1)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目錄的建立應從學術單位擴及私人收藏家;(2) 各學術單位應積極合作，建立完整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雜誌目錄與整合查詢系統;(3)數位化工作應加速進行，並應用於學術研究、文學推廣、複刻本出版等方面;(4)應明確處理數位化成果的著作權處理問題;(5)數位典藏成果推廣應更為積極主動。

本論文研究論題主要在建構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系譜，就時間而言，論述範疇為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領臺灣開始，到1895年乙未割臺為止；就研究對象而言，主要是以臺灣文人為主，觀察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本土文人，其詩歌知識是如何開始，又如何生成。當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落實到具體的書寫實踐時，其創作態度與審美傾向，又呈現怎樣的面貌。立基於此，本論文從「詩歌知識論」的角度出發，藉由審視清代臺灣文人如何認識詩、如何寫詩、如何評賞詩，從詩歌的本質、功用、創作、審美等面向，考察清代臺灣詩歌知識的生成歷程，以建構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系譜。換言之，在清帝國有秩序地推動文教建設下，臺灣文人是如何將來自中國的文學知識轉化成自我的範疇，並安置在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系統中，以呈顯屬於臺灣的詩歌知識系譜，均是觀察重點。循此脈絡，本論文開展出「詩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詩歌體用論」、「詩歌創作論」、「詩歌審美論」等四個章節。透過這四個章節的論述，可以看見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生成歷程中，有幾個文學現象與美學特質值得關注，而在這當中，臺灣古典詩的獨特性、連續性與發展性也因之顯現。 就「詩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而言，首先觀察到的是詩歌典律的形成。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人領臺後開始將漢文化有系統地移植到臺灣來，詩歌知識也在同時經由各種管道進入臺灣。當學校教育的知識養成，與方志藝文志所形塑出的集體文學觀，以及宦遊詩歌入臺後所奠定的書寫模式，三方面相互交錯、辯證，而詩歌典律也就在此權力／知識的網絡中應運而生。 就「詩歌體用論」而言，從清代臺灣詩歌體用論來看，詩歌在「清代臺灣」，仍處於一個初步發展的起始階段。因為清代臺灣文人對詩歌本質的認識，有許多矛盾、模稜的空間。由此，不難看出清代的臺灣文人並非有意識地去揉和各家詩說，而是因為其詩歌本質認識模糊不清，所以才有這樣矛盾、模稜的現象出現。是以，本論文在詩歌體用論中，提出「模糊認識」之說。所謂「模糊認識」，並非是一種貶抑的說法，而是一個相對性的說法。不論是對照「清代中國」或是「日治臺灣」的詩歌發展，都能看出「清代臺灣」的詩歌還停留在原始的摸索階段。 就「詩歌創作論」而言，清代臺灣文人的創作觀基本上並沒有具體的詩法主張，依然採取不分派別、各家均好的創作態度。而這樣的創作觀，實與詩歌本質的模糊認識關係密切。 就「詩歌審美論」而言，探討的是清代臺灣古典詩中的四種詩歌美學觀。過去研究臺灣古典詩，向來著重「以詩證史」的實用價值，因此「審美論」的提出，是為了說明臺灣古典詩除了史料價值外，還有其他美學特質存在。美學觀的生成與詩歌美學的呈現，不僅對應出臺灣文人的美學理想，還延伸說明臺灣南北區域文學的特色何在，以及清代臺灣文人主體意識的覺醒。

楊逵在臺灣史上既是重要的社會運動家，也是知名的文藝工作者。從實地領導臺灣農民組合與臺灣文化協會，至以創作批判臺灣總督府扶植資本家成立製糖株式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等企業，假借農村繁榮和開闢山林為由，對臺灣土地進行的強取豪奪，楊逵從普羅大眾的視角出發，以左翼的社會運動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積極介入社會改造，堅定地表達反對殖民統治與階級壓迫的基本態度，擘畫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理想社會。 一九四○年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政府兩個威權體制的高壓統治，臺灣人不僅因政權之遞嬗兩度變換國籍，也由於皇民化運動的推行與戰後全盤的中國化運動，遭逢兩次不同的國語政策與文化措施。毫無疑問，四○年代短短十年間是臺灣歷史上變動最為劇烈，也是考驗知識分子最為關鍵的時刻。可惜由於牽涉到皇民文學與二二八事件等政治上的禁忌，楊逵在這段時期的活動記錄幾乎呈現空白的狀況。本論文以《楊逵全集》編譯計畫進行期間，所蒐羅楊逵各類型的作品及其各種版本為基礎，配合近年間出土的第一手史料，藉由文學文本、歷史語境、文化現象等各方面的交互考察，為四○年代楊逵的社會運動與文藝活動進行補白的工作。此外，並借助薩伊德後殖民論述，檢視楊逵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重構楊逵圖像。 在爬梳豐富的文獻資料之後，筆者發現無論外在環境如何艱困，楊逵總是能從艱難的時局縫隙中找尋出路；無論以文學創作針砭時政，或藉編輯刊物傳布左翼文學思潮與作品，或與日本、中國左翼作家間的交流與合作，莫不延續二○、三○年代勇敢對抗國家機器與霸權文化的批判精神，自始至終未曾偏離社會主義的階級立場。透過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希望本論文不僅能為日後更為深入與更為全面性的楊逵研究做出貢獻，並能有助於了解臺灣知識菁英面臨政權更迭時的困頓與掙扎，及其社會參與和文化抗爭等諸多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