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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日本輿論界之台灣論述-以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為研究對象 / The opinions about Taiwan by Japanese Critics at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Focusing on Yukichi Fukuzawa and Konan Naito林宗賢 Unknown Date (has links)
西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翌年清朝戰敗,隨後即與日本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決定了臺灣即將割讓予日本這個無法挽回的事實。對於日本來說,臺灣雖然是第一個經由簽訂正式的國際條約而獲得的殖民地,但是由於先前並未有統治海外殖民地的經驗,再加上在統治臺灣的初期遭受到臺灣人民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使得日本因此耗費了不少國力。儘管如此,對日本來說,其在臺灣的統治卻被賦予了極重大的意義。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為了要免於被殖民地化的危機,因此積極的致力於文明開化的政策推動,並以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文明先進國家為目標。而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即代表著日本已跨出了成為歐美列強般強權的第一大步。所以當時在割讓臺灣一事上面格外受到歐美列強的矚目,它並成為日後日本是否有能力統治海外殖民地的一個重要指標。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關於統治臺灣的相關議題不論是在日本的政界或是輿論界都引起了相當大的討論,而日本朝野上下藉由這些討論也試圖著去決定今後統治臺灣的基本路線。其中,在日本政界中原敬與後藤新平展開了一場關於統治臺灣的路線之爭,而在日本民間的輿論界當中,則是出現了許多知識份子對於統治臺灣的相關建言。
因此,本文欲將焦點集中在日本輿論界中關於臺灣論述的相關探討。並且欲以在日本享有高度名聲的福澤諭吉(1835-1901)與內藤湖南(1866-1934)做為研究的對象。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在對於中華文化的觀感上面存有相當大的歧見,因此作者對於在此前提之下他們在獲得臺灣這前後數年之間所發表的關於臺灣相關論述當中,所反映出來的當時知識份子對於獲得臺灣這塊殖民地的觀感以及期待為何感到興趣並欲探討之。同時,作者亦欲探討他們所謂的「文明化」在臺灣殖民地統治上被賦予著何種意向,從中去更深入探討他們所撰述之臺灣論述當中是如何反映、呼應當時日本國內情緒高漲的殖民地主義。
關於研究方法,本文欲以當年之社論與新聞報導為主要的研究史料進而分析之,同時欲考量他們於撰寫這些臺灣論述時所存在的歷史背景等客觀因素,與今日學者對於他們的研究與評價互相對照後,進而期待能夠從中客觀地分析他們所呈現出來的臺灣觀點。 / 日本語要旨
1894年に日清戦争が勃発した。その翌年に清が敗戦し戦勝国の日本と下関条約を調印し、台湾割譲と言う決定的な状態に陥った。日清戦争の勝利によって日本は台湾を「最初の公式的植民地」として獲得したが、植民地統治は未経験の上に、加えて台湾の領有頭初から絶えず台湾住民の激しい抵抗にあったため、台湾統治に沢山の国力を消耗してしまった。
だが、日本にとって台湾の統治は重要な意味を持った。明治維新以来、植民地化されないように日本は文明開化に尽力し、欧米列強のような主権独立の文明先進国と成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たが、日清戦争の戦勝が即ち植民地帝国として欧米列強と肩を並べて前進するという大事の第一歩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従って、台湾領有は当時列強に注目され、これからの日本が海外の植民地を統治し得るか否か、という一つの重要な指標と看做された。その様な背景には、台湾統治を巡る議論が日本における政界と言論界において盛んに論じられ、台湾における統治路線の定着を捉えようとされた中で、日本政界では台湾における統治路線を巡る論争が原敬と後藤新平の間に展開されたが、言論界では当時の知識人によって練られた統治策が絶えず披露されてきたといった盛況がみえる。
従って、本稿では日本の言論界における台湾に関する論述に集中し、そして、日本において極めて名高い知識人である福沢諭吉(1835-1901)と内藤湖南(1866-1934)を研究対象としたいと思う。中華文化に対する評価に大きなずれがある彼らが台湾領有の前後数年間のうちに発表した台湾問題の論述を分析した上で、当時の日本知識人が持ったようやく獲得した新しい植民地台湾に対する印象と期待は一体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だろうか、という点に筆者は関心を持っており、これを探求してみたい。また、台湾植民地の統治において彼等によって提唱された所謂「文明化」というものはそれぞれ如何なる意向を付与されたか、という課題を検討することで彼らの台湾論に写ったものが当時の日本植民地主義の高まりに対してどのように呼応していくのかも探りたいと考えている。
研究方法として、本稿では主に論説と新聞記事を史料として用いて分析を行い、そして、当時福沢諭吉と内藤湖南が台湾に関連する著述を発表した背景における客観的な歴史的要因と、現代の学者が行っている彼らについての研究を対照しながら、彼らの台湾観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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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伊藤永之介台灣作品研究林蔚儒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在歷來台灣文學的研究當中,討論到日本人作家的台灣書寫時,浮現在腦海中的,往往是佐藤春夫、中村地平等一脈相承的浪漫耽美系譜,以及深受其影響的西川滿與其《文藝台灣》集團同人。事實上,有別於此一路線,與三○年代台灣左翼文學運動關係最為緊密的日本左翼文壇,對於當時台灣文壇更是產生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例如楊逵以〈送報伕〉入選一九三四年《文學評論》雜誌徵文第二名,得到左翼作家德永直等人的好評便是一例。此外,更有並非耽美派作家所寫下的、呈現出台灣做為殖民地的多元面向之作品。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當屬身為「勞農藝術家連盟」一員,秉持左翼立場的伊藤永之介筆下取材自殖民地台灣的作品──〈總督府模範竹林〉及〈平地蕃人〉。
一來作者伊藤永之介的左翼色彩在殖民地書寫上產生怎樣的效用使人感到好奇,二來不具台灣經驗的作者如何呈現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亦使人產生興趣。本論文即針對伊藤永之介上述兩篇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進行討論,除了逐一釐清小說外部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同時分析小說內部的文本性格,進一步探勘作者的書寫策略與其寫作意圖。
伊藤永之介一方面透過在地風物的描寫以及語言的混用,突出殖民地台灣的地方色彩與混雜的台灣印象。另一方面,〈總督府模範竹林〉以渲染性或煽動性的字眼取代嘆願書中平直的文字,意圖達到挑撥讀者同理心與同情心的目的;〈平地蕃人〉結局則停留在主角最終的反擊,同樣表達了強烈的反抗意識。並且藉由生命的消逝、生活的崩潰來強調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困苦,而相同的書寫手法在另一篇殖民地作品〈萬寶山〉中更是表露無遺,不只透過文獻資料灌注其對殖民地的想像,同時筆下的殖民地面貌往往是平面而刻板的,呈現出左翼文學作家一貫公式化與類型化的傾向。
但不論是公式化的書寫,抑或藉由資料想像未曾謀面的台灣,都正代表著作家觀看台灣的角度,前者源自於左翼文學作家的背景,後者則是由於未曾涉足台灣的緣故,伊藤永之介在此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視點,使日本人筆下的台灣不再只是耽美浪漫的單一面向,而閱讀三○年代的殖民地台灣,於是有了更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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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力戰下的動員書寫:以臺灣作家為例楊女慧, Yang, Nu Hu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以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總力戰」時期臺灣文學者創作的小說作為研究文本。而綜觀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發展,1930年代中期,作家寫作技巧已更臻成熟、寫作題材也愈加豐富,然而臺灣總督府在1937年4月1日發布禁止使用中文的命令,接著又勒令所有文學雜誌廢刊。緊接而來的盧溝橋事變,時局的影響下,作家是不能發聲,文壇也轉趨寂寥。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配合戰爭形勢,日本政府積極在其所統轄下的地方實行皇民化運動,臺灣當然無可倖免。皇民化運動所牽涉的層面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也包括了文化,文學是為政治而服務,這時期的作品必須符合殖民當局的政策,作家的思想受到箝制。透過文學者對戰爭的協力,本論文將從總力戰的時空背景下,考察臺灣在物力、人力、心力三方面的動員,對當時臺灣小說的影響。身為殖民地的臺灣作家在作品表達不違背政策,但又保有自身創作空間,是這時期文學者創作時所面臨的難題。
在戰爭時期小說創作活躍的作家有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及新生代作家周金波、王昶雄、陳火泉,他們創作出的作品在文學寫作技巧比上一代作家更為成熟,在他們純熟技巧下,所蘊藏的多元意含,提供了多義的解讀空間,也是這些小說最耐人尋味之處。在物力動員上,文學家的增產文學因應而生。小說中除了協力國策外,文學者們也反映出後方人民的艱苦生活,在殖民環境下,所遭遇到生活的困境、族群的不平等待遇,反映出殖民的不正當性。人力動員上,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志願兵年年以倍數增加,總力戰時期的臺灣小說也呼應了這股「志願兵」熱潮。在總督府「南進化」、「工業化」、「皇民化」的號召下,不論臺灣人民自願或被迫,都須為戰爭服務。面對日益強化的戰事動員,臺灣人民的好戰思想、青年鍛鍊,滲入日常生活中,也滲入了小說創作。透過文化動員,藉由作品宣傳,讓殖民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能散布至島上的角落。在心力動員上,為配合殖民政府的皇民化運動,作家們必須在作品中表態自己的國族與文化認同,隨著作家不同的成長背景、人生經歷,自然也造就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表達方式,這些小說在戰後受到嚴厲的討論與批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對待。唯有在多重的考察下,才能更全面的探究總力戰時期下的文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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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共同體意識與台灣民族獨立論述產生之研究陳昭圻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是針對一九二○年代台灣人在政治社會運動中所培養形成的「台灣共同體意識」,以及列寧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的分析,來解釋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之所以會提出「台灣民族獨立」論述的原因,以及該論述主張的內涵與意義。
台共之所以會提出「台灣民族獨立」論述,是因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台灣人逐漸形成了「台灣共同體意識」。而為了實現脫離日本帝國的統治,達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目的,運用了符合台灣當時情況的列寧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所形成的一套「台灣獨立」的主張。
在一九二一年開始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打出了「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響亮口號之後,台灣人逐漸開始覺醒,慢慢的凝聚了台灣人的「台灣共同體意識」。然而,雖然同樣是出於「台灣共同體意識」,但透過對社會主義的信仰、透過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的期待,使得台灣的左派產生與右派保守主義完全不同的思維,使左派他們更勇於、更大膽的去想像台灣的未來。而左派這種對台灣未來想像的具體呈現,就是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時所提出的「台灣民族獨立」論述。
隨著一九二○年代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台灣人努力著多方嘗試為當時的台灣尋找出路。而由於台灣人所具有的台灣共同體意識,使得台灣人產生強烈脫離日本帝國統治的願望,而列寧主義的「殖民地解放」論述就是提供台灣人一個似乎可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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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前衛──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 / Colonial Avant-Garde: The Spread and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sm Poetics in Prewar Taiwan陳允元, Chen, Yun Yua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風車詩社的文獻在1970年代末出土以來,使得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活動的存在被認知。但三十餘年過去,在詩的領域風車詩社仍是唯一孤例,研究者對風車的種種既定認知,某種程度限縮了我們對於「戰前台灣現代主義」或「現代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的課題想像。在這一部論文,我從對於既有台灣新文學史建構背後的三個框架:本島人中心、本島文壇中心、台灣新文學運動(寫實、抵抗)中心的檢討著手,在詩人身分上採取複數的「台灣出身」──台灣血統(本島人)、土著化於台灣的在台日人(第一代移民‧久居者)、出生於台灣的日本人(灣生)──取代本質主義的血緣論、在地理空間上則著眼於戰前東亞文學場域內的人員移動及文本交涉,解開幾乎定著的「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風車詩社」的「文學史孤例」想像,重新就戰前誕生於殖民地台灣的、或複數「台灣出身者」的現代主義實踐,進行更大規模的基礎性研究,在日本帝國圈內中央文壇與台灣文壇交織連動的脈絡之下,論其生成、文學表象、發展軌跡,連繫的美學系譜與轉化,並在文學史的層次上探問以下三個問題:一、現代主義美學的引進如何衝擊殖民地台灣既有的文學場域?二、殖民地台灣及其出身者如何參與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並將之進行改造?或者說,現代主義的傳播以台灣為介質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三、如何給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一個解釋?其前衛性究竟為何?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有四組案例,包括了:一、風車詩社1910代的楊熾昌、李張瑞;二、1915代的林修二、張良典以及日籍的女性詩人戶田房子;三、土著甚深的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四、花蓮出生、台日混血的饒正太郎。他們進行現代主義實踐的場域與脈絡,彼此緊密連動、又各有不同,卻共同構成了一幅以「殖民地台灣」為中心輻射而出的1930年代東亞殖民地現代主義詩歌活動的圖景,既體現了前衛思潮傳播的世界性與同時代性,同時也是台灣出身的台日作家在殖民地的複雜情境下的在地回應。
本研究除了勾勒出諸多個案的現代主義的文學軌跡與美學表現,在整體上主要得到幾個結論:一、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並非僅是「帝國→殖民地」的單線、單向的傳播,而是複線的、往復的。二、台灣的現代主義發展雖與帝國中央文壇有緊密連動,但並非亦步亦趨,案例間也呈現了系譜的非均質性與發展的非同步性。三、在殖民地台灣,現代主義的前衛性基礎是由於時差所致,但對於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而言,其前衛性毋寧是因為透過台灣的在地轉化而產生的「現代主義的台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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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檢閱制度下的台灣左翼文學徐千邦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從日據時期殖民地媒體檢閱制度的要素,來觀察台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試圖對前行研究指出台灣左翼文學於發展歷史中所呈現的特點,作一補充性論述。首先,針對當時台灣檢閱制度來龍去脈和殖民地前期媒體實際概況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檢閱制度如何作為當時日本帝國殖民地特殊政策的一環,在媒體環節上發揮嚴苛於內地的箝制作用。這種影響不僅使得由殖民地台灣人自辦的刊物直至1920年才出現,而且能發展的空間在總督府密切關注下也一直相當有限。這種情況在1927年台灣政治運動的突破(分裂)局勢中獲得了轉機,一些具左翼色彩的刊物藉由「出版物」的合法型態取得發行機會,替台灣左翼文學打開了契機。但相對來說,檢閱制度因應著殖民地文化空氣的轉變,也提升了媒體檢閱工作的細膩度和專業度,其中特別是針對這個時期開始增加的中國輸入出版品。在檢閱制度下,原本這些期待能運用出版物合法型態來推動左翼思潮的刊物也一一面臨查禁停刊的命運,使得台灣左翼文學被迫走入一種最低程度的左翼文學類型。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的局勢,進一步內縮了台灣的媒體空間,台灣左翼文學開始在文學領域中尋求與右翼文人的聯合,但這種聯合卻也曝露出路線不明確、或自我淡化左翼色彩來保住發言權的現象,左翼文學必須受限於種種掣肘,最終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升級後再也無法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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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滿洲國法制 / The Legal System of Manchukuo under Japanese Colonialism吳欣哲, Wu, Hsin-che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這是一篇法制史論文,主旨在以宏觀角度來研究日本殖民政策與傀儡政權「滿洲國」法制之間的關係。
在「九.一八」事件之後、滿洲國成立之前,日本方面曾就滿洲何去何從有過爭論,日本最後確定了「滿洲建國」之方針。透過滿洲國中央政府體制之設計、「日系」官吏掌握樞要,日本建立起對滿洲國「內面指導」的體制,實質上操控滿洲國法令之制定。
滿洲國成立之初,日本對地方各省的實質控制程度尚淺。日本先與地方勢力妥協,進而仿效明治維新「廢藩置縣」之經驗,以制度設計及政治運作為手段,漸進地達到中央集權的目標。而在基層地方行政組織方面,日本原本師法統治台灣、關東州、朝鮮之故智,採傳統中國的「保甲制度」;惟滿洲國後期則改採類似日本近代法的「街村制度」。總之,日滿當局相當成功地將國家權力深入地方基層。
日本人相當重視滿洲國的司法建設,致力於司法機關之改組與增設、司法人員換血及日系人員之引進、在地司法人員之培養與考選...等等。為了塑造滿洲國「獨立國」的假象及整合權力機制,1937年日本撤廢在滿洲國的「治外法權」,惟在滿日人的實質地位並未受太大影響。
在鞏固政權及維護治安的要求下,滿洲國的刑事法制究竟呈現何種面貌?其與「全體主義」(totalitarianism)時代思潮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日滿當局如何在滿洲國建立起近代化的治安體系,也是本文關心之所在。除了法制面的論述之外,本文將分析滿洲國刑事司法的實際運作、對當地人民帶來何種影響。
日本拓殖政策,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民商經濟法制?這個問題將分為三部分回答。第一部分探討滿洲國民商法典之制定及其與日本法之關係。自始至終未完成立法的親屬、繼承法,本部分亦對其延遲的原因及其立法「要綱」加以分析。第二部分乃以日本移民滿洲政策與滿洲國土地法制間之關係為主題,研究日滿當局藉由何種制度設計來便利日人取得土地,並探討此種制度對當地華人造成的影響。第三部分則以「特殊會社」為中心,論述「計畫經濟」、「統制經濟」下的滿洲國經濟法制,及其實際的運作成效。
本文認為,滿洲國法制,不能單純地視為日本攫取殖民利益的工具。它的某些部分,吸納了當時日本學者、政治人物的改革理想,故有一定的進步性、實驗性。而在實踐上,日本殖民統治者,尤其是司法部門,在滿洲國奉行了相當程度的「形式法治主義」。因此,滿洲國法制及其運作,雖不脫「殖民地體制」之本質,卻仍具有其獨特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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