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瑛宗以其敏感、深刻的創作知性，剖析日治時期人與社會的盤根錯結的關係。龍瑛宗對殖民、傳統、現代的交互作用有深入的描繪和探討，讓他成為日治時期最具世界性的作家。因為他有最足以代表當時台灣作家的世界性，他的啟蒙觀也就最值得研究。本文的研究範圍是龍瑛宗的整個創作生涯，涵蓋日治時期到戒嚴後，超過五十年。第二章是「無能為力的啟蒙」，主要是討論啟蒙沒有發揮其該有的、應允的作用──進步和幸福，反而把龍瑛宗筆下的角色一一帶入了倒退和墮落的處境。第三張是「啟蒙與殖民的交織與抗衡」，此章更著重在殖民與啟蒙間的互動。日治時期殖民和啟蒙是台灣社會無法分割的整體，而啟蒙始終處於下風。本文試圖了解和分析龍瑛宗、啟蒙、殖民三者間的對話，藉由這些對話，重組出龍瑛宗對啟蒙的看法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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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翌年清朝戰敗，隨後即與日本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決定了臺灣即將割讓予日本這個無法挽回的事實。對於日本來說，臺灣雖然是第一個經由簽訂正式的國際條約而獲得的殖民地，但是由於先前並未有統治海外殖民地的經驗，再加上在統治臺灣的初期遭受到臺灣人民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使得日本因此耗費了不少國力。儘管如此，對日本來說，其在臺灣的統治卻被賦予了極重大的意義。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為了要免於被殖民地化的危機，因此積極的致力於文明開化的政策推動，並以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文明先進國家為目標。而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即代表著日本已跨出了成為歐美列強般強權的第一大步。所以當時在割讓臺灣一事上面格外受到歐美列強的矚目，它並成為日後日本是否有能力統治海外殖民地的一個重要指標。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關於統治臺灣的相關議題不論是在日本的政界或是輿論界都引起了相當大的討論，而日本朝野上下藉由這些討論也試圖著去決定今後統治臺灣的基本路線。其中，在日本政界中原敬與後藤新平展開了一場關於統治臺灣的路線之爭，而在日本民間的輿論界當中，則是出現了許多知識份子對於統治臺灣的相關建言。 因此，本文欲將焦點集中在日本輿論界中關於臺灣論述的相關探討。並且欲以在日本享有高度名聲的福澤諭吉（1835－1901）與內藤湖南（1866－1934）做為研究的對象。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在對於中華文化的觀感上面存有相當大的歧見，因此作者對於在此前提之下他們在獲得臺灣這前後數年之間所發表的關於臺灣相關論述當中，所反映出來的當時知識份子對於獲得臺灣這塊殖民地的觀感以及期待為何感到興趣並欲探討之。同時，作者亦欲探討他們所謂的「文明化」在臺灣殖民地統治上被賦予著何種意向，從中去更深入探討他們所撰述之臺灣論述當中是如何反映、呼應當時日本國內情緒高漲的殖民地主義。 關於研究方法，本文欲以當年之社論與新聞報導為主要的研究史料進而分析之，同時欲考量他們於撰寫這些臺灣論述時所存在的歷史背景等客觀因素，與今日學者對於他們的研究與評價互相對照後，進而期待能夠從中客觀地分析他們所呈現出來的臺灣觀點。 / 日本語要旨 1894年に日清戦争が勃発した。その翌年に清が敗戦し戦勝国の日本と下関条約を調印し、台湾割譲と言う決定的な状態に陥った。日清戦争の勝利によって日本は台湾を「最初の公式的植民地」として獲得したが、植民地統治は未経験の上に、加えて台湾の領有頭初から絶えず台湾住民の激しい抵抗にあったため、台湾統治に沢山の国力を消耗してしまった。 だが、日本にとって台湾の統治は重要な意味を持った。明治維新以来、植民地化されないように日本は文明開化に尽力し、欧米列強のような主権独立の文明先進国と成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たが、日清戦争の戦勝が即ち植民地帝国として欧米列強と肩を並べて前進するという大事の第一歩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従って、台湾領有は当時列強に注目され、これからの日本が海外の植民地を統治し得るか否か、という一つの重要な指標と看做された。その様な背景には、台湾統治を巡る議論が日本における政界と言論界において盛んに論じられ、台湾における統治路線の定着を捉えようとされた中で、日本政界では台湾における統治路線を巡る論争が原敬と後藤新平の間に展開されたが、言論界では当時の知識人によって練られた統治策が絶えず披露されてきたといった盛況がみえる。 従って、本稿では日本の言論界における台湾に関する論述に集中し、そして、日本において極めて名高い知識人である福沢諭吉（1835－1901）と内藤湖南（1866－1934）を研究対象としたいと思う。中華文化に対する評価に大きなずれがある彼らが台湾領有の前後数年間のうちに発表した台湾問題の論述を分析した上で、当時の日本知識人が持ったようやく獲得した新しい植民地台湾に対する印象と期待は一体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だろうか、という点に筆者は関心を持っており、これを探求してみたい。また、台湾植民地の統治において彼等によって提唱された所謂「文明化」というものはそれぞれ如何なる意向を付与されたか、という課題を検討することで彼らの台湾論に写ったものが当時の日本植民地主義の高まりに対してどのように呼応していくのかも探りたいと考えている。 研究方法として、本稿では主に論説と新聞記事を史料として用いて分析を行い、そして、当時福沢諭吉と内藤湖南が台湾に関連する著述を発表した背景における客観的な歴史的要因と、現代の学者が行っている彼らについての研究を対照しながら、彼らの台湾観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う。

在這篇研究阿蘭達蒂•洛伊《微物之神》之再現與踰越的論文中，筆者所要探討的主題有二，第一點旨在分析作者如何透過雙胞胎女孩的稚氣觀察去敘事，呈現出印度南方小鎮中，一家族興落的故事。筆者藉由霍米•巴巴的殖民學舌和含混將小說中的後殖民景狀加以探討；第二點以佳亞特麗•史碧娃克的第三世界女性觀點，探討小說中阿慕的踰越社會加諸於女性之限制。尤其在殖民後的印度，女性的角色並未因解殖民而提高或改善，故其跨越性別邊界及限制之舉，實為後殖民女性自覺與自我定位之肯定。 第一章筆者將阿蘭達蒂之生長背景及寫作過程作簡要之介紹。第二章筆者將後殖民印度之文學情況與阿蘭達蒂之寫作特色做一連結及闡述。第三章筆者提出霍米•巴巴之殖民學舌及含混敘述小說中重要之片段。第四章筆者以佳亞特麗•史碧娃克於文章「賤民能否發言？」中對第三世界女性所受之同質化等之不平對待，引出小說中作者所要表達的議題。以小說中阿慕為例，筆者闡述後殖民女性應有超越束縛之意識，並進而達成自我的定位。第五章，筆者對《微物之神》之標題做出自己之見解，並總論此篇研究所欲達到之景境。 / In the study of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I focus on two essential aspects: representation and transgression. The first concern lies in the author’s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presentation that is closely related to Homi K. Bhabha’s colonial mimicry and hybridity in the novel. My second concern is related to Gayatri C. Spivak’s postcolonial feminist thoughts and Ammu’s transgressive behaviors. In the first chapter, I offer an epitome of the thesis. The themes of biology and transgression expressed by the author testify to the postcolonial tasks of demolishing the authorized norm and praising the indigenous aesthetics. The literary and sexual transgressions in and of the novel illustrate the abatement of confinements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mind and body.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thesis discusses literary issues in postcolonial India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rundhati Roy’s novel and writing. In the third chapter, I further develop Homi K. Bhabha’s theories of mimicry and hybridity that accentuate literary strategies in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The fourth chapter has deeply explored on Gayatri C. Spivak’s postcolonial feminist thoughts and analyzed the transgressors that break up the social bonds in the novel. In the final chapter, I explain the novel’s title with the stress on indigenous aesthetics and the ensuing change of little discourse.

本篇論文旨在採討日本統治時期殖民式教育──尤指中等教育政策下，對台灣人而言 ，屬於私立學校的台灣教會學校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第一章為前言。第二章由西方傳教士來台建立教會的背景，窺探早期教會學校開拓遺 跡。第三章為日式殖民政策的演變分期敘述台灣教會學交在日人由消極轉積極之干涉 與壓迫下的發展與因應措施。第四章為各校學生出路與發展，分析教會學校對台灣社 會的影響。第五章為結論。 教會學校在台灣最長者已有百多年歷史，正視其存在之外，唯有透過分析與研究，才 更能肯定其對台灣社會文化事業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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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下，一部「描寫異域」的文學作品，已不再被視為是對殖民地的「寫真」或忠實表現，而是被「解碼」成一種殖民暴力的再現和想像。本論文採取「對位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策略，探討《黑暗之心》這部小說對歐洲文明的批判。本論文的基本觀點是：通過一種「暴力再現」，對他者的論述將導致一種「自我認識」和「自我彰顯」的行動，這種自我理解的行動，是通過以「對他者的暴力否定」為工具而獲得表現的。在西方本體論與形上論的約制架構下，「異文化」的形塑是根據歐洲定做的真理和本質來拼湊的，而不是根據歷史的真實。 《黑暗之心》是一部以非洲剛果為目的地的探險故事，但其內容卻並未觸及非洲的文化與社會。做為一部探險文學，《黑暗之心》是一部「歐洲觀點」的探險，一種固著於種族和帝國的殖民想像。對故事中的主角馬羅和克茲而言，「非洲」不是一個導致歐洲文明崩解的強硬體系，而是一種歐洲與非洲之間「權力滿載」的約定，使得「歐洲式的縱欲」成為現實。 本文第一章討論馬羅「邊界論述」的曖昧性：對非洲的負面呈現夾雜著對帝國主義的軟弱批判。馬羅對殖民主義的雙重態度，正是《黑暗之心》的立足點：在揭發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卑鄙野心的同時，又通過澄清和辯証帝國主義理想模式，鞏固了帝國主義的典型。第二、三章從「後殖民理論」探討「他者再現」的文本權力觀：通過將第三世界化約成西方道德形上學的範疇，西方得以塑造和管制異己的世界，進而再次議定和確認西方世界的優越性。第三章則分析表現在馬羅「猶豫敘事」的風格下，一個「異族」歷史和語言所遭到的凐沒。第四章以自種女性和克茲的非洲女僕為對照，討論《黑暗之心》的女性角色。 本文的結論是，非洲只是一面鏡子，它折射出歐洲人最原始的感官。對他者的塑造就是對自我的確證，異域的前往是一種中心的回返。對歐洲文明的曖昧批判和對他者的「暴力再現」，構成了《黑暗之心》對一個消逝中的歐洲主體的最後眷念。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 literary work depicting alien territories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as truthful portrayals but is decoded as a violence of representation in Western imagination. This thesis employs a “contrapuntal reading”to explore Marlow's vacillations in his critiqu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Marlow's vacillations between corrupted and ideal imperialism, a concrete world of the other hemisphere is rendered silent and invisible in Marlow's narrative. The Africa and Africans are invisible in that they are transformed into a negative and abstract category which contributes to Marlow's moral and metaphysical meditations. Through a nega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frica as an alien other which holds the wicked power the Europe does not possess, Marlow achieves his self-revelation and maintains his European identity. Africa is relegated to a category opposite to the West and is deprived of any concrete reality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Africans are reduced to function as a negative mirror which reflects the primitive psyche of the European self. The first chapter explicates the ambiguities of Marlow's narrative which is located in a border terrain, a tension between his disclosure of a ferocious imperialism and his ineffectiveness to criticize. Marlow takes an ambiguous stance to imperialism; he offers contradictory versions of imperialism: one a harsh denunciation of imperialist exploitation, the other a reluctant endorsement of imperialist civilization. The effect of his vacillations is his appeal to cultural and racial solidarity.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chapters examine the fiction from the viewpoints of post-colonial theories as formulated by Edward Said. The purpose of these two chapters is to unveil extreme subjugation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in the racial Other deployed among Marlow's reflective narration of vacillations and hesitations. Chapter four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as a negative trope in the fiction. Both white women (the Intended and Marlow's aunt) and the native women (Kurtz's African mistress) occupy marginal yet essential parts in Marlow's narrativ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Heart of Darkness participates in the very ideology the fiction attempts to expose and destroy. Despite Marlow's effort to step outside the circle of imperialistic premises and to expose their fallacy, ther are still blind spots to the most acute and sardonic critic's perception.

2004年2月9日，一則來自北鄰日本的新聞吸引了筆者的目光，報導中指出，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針對台灣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國家賠償的訴訟案進行判決，短短數秒鐘，承審法官只留下「本案全部駁回，有關判決理由和事實會在判決書面說明，一切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等短短數語即退庭離去，連讓口譯員翻譯給原告瞭解判決內容的時間都沒有，留下了一臉愕然的台灣阿嬤和在場旁聽的支援者，台灣阿嬤飽經殖民者與歲月摧殘的表情，透過越洋傳送的電視畫面令人不忍卒睹……。 判決書中但見日本法院對台灣原告過去被害的歷史與事實完全不願承認，而留下了一團疑惑。 猶記得同樣是慰安婦事件風波，5年多前，2001年2月，當日本右翼作家小林善紀的一部《台灣論》漫畫，因引用蔡焜燦、許文龍先生那些關於慰安婦的談話， 一時之間，挑動了統、獨雙方人士不同史觀「民族認同」的敏感神經，激烈的言詞交鋒、論戰持續在台灣政壇及社會上掀起不少漣漪。 統、獨雙方的敏感神經，同時也是過去執政者所列為談論禁忌的根源，這就是台灣曾經遭受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事實。日本帝國及其諸多的亞洲殖民地，隨著帝國在二次大戰的無條件投降，早已灰飛湮滅，但其殖民文化遺產──在被殖民者心理、精神深層之間，所遺留下的「痛苦傷痕」或「美好記憶」，直至60餘年後的今日，依然鮮明對立，相關的論者在論及「日本殖民統治的正當性」、「殖民者的歷史功過與真相」、「發動殖民戰爭的目的與責任」、「殖民受害者的賠償」、「殖民地內部民族情感的融合或撕裂」等諸問題時，常出現「咬牙切齒」或「拍案叫好」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儼然形成「一個日本殖民帝國，兩種評價」的分歧性詮釋，放眼曾遭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蹂躪或殖民的國家或地區，此種分歧性詮釋在台灣似乎表現的格外明顯。 而殖民地出現這種「兩種評價」的分歧詮釋原因，似乎在於殖民情境中被殖民者特有「創造性矛盾」（creative ambivalence）的複雜情感，意即它同時體現了「本土化的顛覆、抵抗策略」，以及「與統治者同化相當的模仿」的兩種過程。 對此，法國的殖民心理學家梅米（Albert Memmi）亦曾作出類似分析，他認為被殖民者可能會陷入一種兩難困境，亦即不是試圖重建殖民化所奪走的一切，就是試圖把自己變成另一種人， 但這樣的解釋與分析是否充分呢？前蘇聯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Georgy Valentinovieh Plekhanov, 1857-1918）曾說過：「在歷史與現實的一團疑惑面前，不哭，也不笑，而是去理解」，在此，本文也將本著去「理解」的精神，試圖在「真假難辨」與「百家爭鳴」之間，為解開這團疑惑做些個人的嘗試與努力。

平路是當今台灣文壇一位傑出的女性作家，除了創作小說，也出版散文及評論集，著作豐富。1970~1980年代是台灣女性作家開始大量創作的時期，不論質與量均豐，受學院肯定，而平路從1983年〈玉米田之死〉獲獎，至今持續小說創作，對台灣社會的關懷是她一貫的堅持，以台灣歷史作為小說背景或小說題材成為她的創作素材。平路書寫台灣歷史，融入文學手法，想像小說情節和歷史事件上未出現人物，化作一篇篇的小說，此種歷史想像是平路小說的特色之一。本論文從平路的生平和經歷出發，追溯其內在心靈的轉變，影響作品風格轉變，並醞釀歷史小說和台灣歷史小說的誕生，將平路小說中出現台灣歷史事件的篇章提出，予以集中討論，深究平路小說中的台灣歷史想像意涵，而近期出版的《婆娑之島》，運用新歷史主義觀點和後殖民書寫深入析論，並探討《婆娑之島》的藝術表現，從其寫作脈絡勾勒作者建構台灣歷史小說的意圖，彰顯《婆娑之島》的小說藝術成就，整體呈現平路作品中所呈現的台灣歷史想像意義，建立平路的台灣歷史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臺灣婦人界》（1934-1939）為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也是1930年代刊載最大量通俗小說的刊物。本論文以殖民現代性與女性經驗的交織為主軸，提出《臺灣婦人界》小說的後殖民閱讀。日治時期台灣女性最初的現代體驗，奠基於殖民現代性所帶來的教育機會與物質文明，一方面秉持啟蒙開化的信念給予女性前所未有的自由與選擇，另一方面則訴諸文明優劣程度築起一道文化同化的門檻。「世界」指新女性走出家屋展望世界的文本效應。女性透過教養、知識提升成為公領域典範的可能，以及不同族裔、背景的女性基於文明信念而想像出的共同體，是《臺灣婦人界》一再宣揚的普遍價值。「民俗」是與上述普遍性對照之下的差異性，信仰漢人宗教的女性成為奇觀的拼貼素材，也化身被排除的迷信舊慣。這些文化差異性復又受到「帝國」殖民同化計畫的整編與改造，其透過女性之於家庭與社會的角色，以日本現代文明與大和民族的優越位階，對不同出身、階級與族裔的差異主體實行精神統馭。 　　筆者從《臺灣婦人界》觀察到上述三個大方向，並參照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後殖民觀點，進一步解析殖民現代性排除與整編的策略如何在小說中一一受到挑戰。被體制重重壓迫的底層女性身影解構了以自由主義理念為根基、中產階級身份為前提的文明女性想像。被現代理性準繩貶抑的民俗迷信拯救了台灣女性的主體分裂危機，證明原生文化始終是殖民現代性無法割除斬斷的一部份。混血的女性身體隱喻著台灣多層歷史與地緣脈絡的軌跡，那難以馴化的混雜性揭發了殖民改造計畫的破綻。本論文探討的包括黃寶桃、西川滿等已受學界所知的作家，以及陳華培、別所夏子等未曾受到討論的台日創作者，期能為這份議題性與份量兼具、卻幾乎未受到注意的史料梳理一個輪廓，揭示《臺灣婦人界》之於日治時期文學研究、女性史研究以及後殖民研究的價值。 / Taiwan Fujinkai (1934-1939)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women’s magazine in colonial Taiwan, on which women’s experience were closely interweaved with colonial modernity. For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the first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modern education and material environment by Japanese power, and thus contained double sides. One was the sense of liberation brought by the belief of enlightenment, another was the awareness of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 superior and the inferior. “The cosmopolitan” refers to an imagined community where women from all backgrounds can be canonized if they followed the universal route of modernization. Being a contrast of this universality, images of women in “the folklore” was represented as the backwardness eliminated from the modern society. In the civilizing mission of “the empire,” these eliminated cultures were assimilated into the imperial project again, which seek to rule and reform the colonized through the hand of civilized wives and mothers.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d Homi Bhabha’s postcolonial concept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Japan’s strategy of elimination and assimilation was challenged in the fictions in Taiwan Fujinkai. The subaltern women in the bottom of social system broke the liberalist imagination of women’s civilizing route. A ghost haunted in Taiwan women’s mind implied that the native folklore can be oppressed but never divisible. The mixed-blood woman’s body disclosed the invalidity of Japan’s attempt to discipline the hybridity of it colony. My discussion includes Huang Pao-tao, Nishikawa Mitsuru and other undiscovered texts. Probing into this important but rarely investigated magazine, I seek to uncover its value for the literature study, women’s study and postcolonial study in the field of Taiwan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