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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9日，一則來自北鄰日本的新聞吸引了筆者的目光，報導中指出，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針對台灣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國家賠償的訴訟案進行判決，短短數秒鐘，承審法官只留下「本案全部駁回，有關判決理由和事實會在判決書面說明，一切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等短短數語即退庭離去，連讓口譯員翻譯給原告瞭解判決內容的時間都沒有，留下了一臉愕然的台灣阿嬤和在場旁聽的支援者，台灣阿嬤飽經殖民者與歲月摧殘的表情，透過越洋傳送的電視畫面令人不忍卒睹……。 判決書中但見日本法院對台灣原告過去被害的歷史與事實完全不願承認，而留下了一團疑惑。 猶記得同樣是慰安婦事件風波，5年多前，2001年2月，當日本右翼作家小林善紀的一部《台灣論》漫畫，因引用蔡焜燦、許文龍先生那些關於慰安婦的談話， 一時之間，挑動了統、獨雙方人士不同史觀「民族認同」的敏感神經，激烈的言詞交鋒、論戰持續在台灣政壇及社會上掀起不少漣漪。 統、獨雙方的敏感神經，同時也是過去執政者所列為談論禁忌的根源，這就是台灣曾經遭受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事實。日本帝國及其諸多的亞洲殖民地，隨著帝國在二次大戰的無條件投降，早已灰飛湮滅，但其殖民文化遺產──在被殖民者心理、精神深層之間，所遺留下的「痛苦傷痕」或「美好記憶」，直至60餘年後的今日，依然鮮明對立，相關的論者在論及「日本殖民統治的正當性」、「殖民者的歷史功過與真相」、「發動殖民戰爭的目的與責任」、「殖民受害者的賠償」、「殖民地內部民族情感的融合或撕裂」等諸問題時，常出現「咬牙切齒」或「拍案叫好」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儼然形成「一個日本殖民帝國，兩種評價」的分歧性詮釋，放眼曾遭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蹂躪或殖民的國家或地區，此種分歧性詮釋在台灣似乎表現的格外明顯。 而殖民地出現這種「兩種評價」的分歧詮釋原因，似乎在於殖民情境中被殖民者特有「創造性矛盾」（creative ambivalence）的複雜情感，意即它同時體現了「本土化的顛覆、抵抗策略」，以及「與統治者同化相當的模仿」的兩種過程。 對此，法國的殖民心理學家梅米（Albert Memmi）亦曾作出類似分析，他認為被殖民者可能會陷入一種兩難困境，亦即不是試圖重建殖民化所奪走的一切，就是試圖把自己變成另一種人， 但這樣的解釋與分析是否充分呢？前蘇聯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Georgy Valentinovieh Plekhanov, 1857-1918）曾說過：「在歷史與現實的一團疑惑面前，不哭，也不笑，而是去理解」，在此，本文也將本著去「理解」的精神，試圖在「真假難辨」與「百家爭鳴」之間，為解開這團疑惑做些個人的嘗試與努力。

本論文探討電影敘事中的新移民女性形象，是否如後殖民主義批判所述地將「外籍新娘」再現為弱勢的「他者」，以彰顯主流族群的主體優越性。新移民女性被再現為弱勢的國族、文化、性別、階級的「他者」，台灣對於新移民女性的負面建構，反映了普遍存在的貶抑「第三世界」的價值觀。 除了影片中新移民女性的負面再現部份，本研究發現少數影片試圖轉化新移民女性之形象，記錄著新移民女性的賦權過程。飄洋過海的新移民女性從沉默失語到自主發聲，也展現了新移民女性從受害者形象到能動者的可能。 隨著移入台灣的新移民女性人數越來越多，但主流意識卻將她們視為從屬地位的、聲音被隱沒的，甚至是較為低劣落後的「他者」，成為了文化政治角力弱勢的一方。多元文化主義的視角目標在於尊重文化之差異，作為一個思考的途徑以反省主流社會的文化政治現象。但並非理想化地提倡多元文化視角，即能改善現行狀況，惟有在新移民女性享有其他完整與平等的公民權，才能真正從多重的弱勢困境中解脫，台灣也才能成為一個更尊重並實踐多元文化的社會。

近年中國大陸在全球各地簽訂原油供應與相關原油探勘、開採合約，引起部分西方國家對此不滿，中國大陸能源外交的本質、目的、型態與手段亦成為學政界辯論的焦點，歐洲國家更將其對非洲的能源外交批評為新殖民主義，但中國大陸學者則認為僅止於重商主義。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檢視中國大陸外交政策屬於古典或新現實主義、能源是否為中國大陸對非洲外交政策的重心，與其對非洲能源外交的型態究竟是重商主義或新殖民主義；並回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新殖民主義等相關理論，建構不同指標以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 本文的研究成果可歸納為四個面向：其一，中國大陸對非洲政策為相當典型的新現實主義風格，追求優於非洲地主國的相對利得、政策佈局亦受國際體系權力結構制約；其次，能源為目前中國大陸對非洲政策的重心，中國大陸企業對非洲的投資亦以能源為主要考量；第三，包括中海油、中石油與中石化在內等三家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在非洲的投資以原油的探勘、開採權為主，符合其國內能源安全政策辯論的結果；第四，中國大陸在非洲的能源投資實無助於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但亦無延滯非洲國家經濟發展，藉此擴張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政經影響力的目的在內。 / In recent years, Mainland China has tried to sign oil supply and related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contract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has caused some western countries dissatisfaction. The essence, purpose, and means of Mainland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debate in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even judged that Mainland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toward Africa is a kind of neo-colonialism, but scholars from Mainland China consider it as mercantilism. The purposes of this thesis are to examine three assumptions: whether Mainl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longs to classical realism or neo realism; whether energy is the core of Mainl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 and whether the type of energy diplomacy toward Africa is neo- colonialism or mercantilism. The related theories including re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Neo-colonialism will also be reviewed of this thesis in order to establish four dimensions and twelve indictors to examine my assumption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thesis could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dimensions: Firstly, Mainland China’s Africa policy is the typical neo-realism, seeking the better relative gain than African countries, and its policy arrangement is restricted by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econdly, energy, especially oil, is the core concern of the Mainland China’s African policy. The investments of Mainland China’s enterprises in Africa also take energy as the main consideration. Thirdly, investments derived from three oil enterprises including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 and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SINOPEC) focus on the right of oi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which conforms to the result of its domestic debates about energy security. Finally, Mainland China’s investments toward Africa can not help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but will not slow down the Af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 extend its ability to influence Africa.

後殖民主義一般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產生的殖民主義研究，在前被殖民國家紛紛獨立的背景下，後殖民主義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批評理論，崛起於全球化時代的人文學科領域。在諸多後殖民文化類型之中，雷鬼音樂源自加勒比海地區，被定位為世界音樂的一支，其發展的歷史及地理因素，與前被殖民國及宗主國之間的文化現象交互影響。本研究以歐洲雷鬼樂發展最為盛行的英法兩國為例，用後殖民主義闡述前英屬與法屬國家中特有的雷鬼文化現象，試圖探究該文化背後的關注議題並據此歸納結論。

民族主義敘事是台灣日治時期新文學很重要的一個表現，但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在台灣文學史受到戰後民族主義浪潮的催發而展開的書寫過程中，經常因為「時空環境差異」以及其中內含「皇民文學」等看似親近日本殖民者的言論，而與民族道德相對正確的前行時代隔離開來。只是當我們明白歷史敘事、尤其是於民族主義滋養下進行的歷史敘事，經常為了證成當下身份意義的需求而導致了偏頗以及去脈絡化的結果，「皇民文學」或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就有了重新閱讀的空間。本文以民族主義的理論爬梳為始，配合「東方式殖民主義」的概念，切入1930年代左翼思潮在地開花，以及1940年代的鄉土書寫、文學史建構與「皇民文學」等一系列台灣知識分子的文學活動，一方面以回應「東方式殖民主義」的假定，將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編入日本帝國的欲望連接回皇民化時期之前；另一方面則期望賦予被殖民的台灣人追求身份認同的過程以完整的意義。

壹 研究目的 本文以「後殖民與民族主義：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之構成」為題目，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五：一、探討「後殖民主義」理論及其與中國大陸教育的關係內涵，特別是其對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反思與批判，期能藉此以進一步擴充教育學方法論的研究領域；二、分析在後殖民批判向度下民族主義的不同類型，並探討中國大陸以國家中心為主的民族認同教育的特性及其歷史文化背景；三、審視並反思在「後殖民論述的概念架構下，不同形式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意義、性質、任務與內涵；四、闡述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意涵、特性，並說明這種與資訊化、全球化時代相配合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實質乃是公民教育的真諦；五、歸納研究發現，並重構合理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一方面先建立現代意義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另一方面再朝轉化成全球化時代的公民教育方向努力，以作為今後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轉型或實踐工作的參考，而這種合宜的公民教育亦有助於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 貳 研究架構 本文以後殖民論述途徑為主要架構，兼採歷史詮釋分析途徑、全球化論述途徑和意識型態批判途徑，冀能超越中共把民族主義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困境。本文的論述內容，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六章結論外，主體結構大致上分成下列三部份： 其一，理論與背景部份：第二章，適用於中國大陸教育研究的後殖民理論。第一節則從後殖民主義與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國家教育的關係作為分析起點，承續上一章的一般性愛國主義教育理論文獻之探討，試圖超越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對立的愛國主義教育，且能在全球化時代建構現代中國具有後殖民思維的公民教育；第二節則探討後殖民主義論述及其與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教育發展間的關係內涵，特別是在第三節中將其對愛國主義教育理論進行批判與反思，期能藉此以進一步擴充中國大陸教育方法論的研究領域。第三章，民族主義類型論與愛國主義教育的背景。分析在後殖民批判向度下中國與西方民族主義的兩大類型，並探討現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建構基礎與其歷史合理性，以及中國大陸從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到鄧後時期愛國主義教育的歷史文化背景。 其二，理論的印證部份：第四章，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基礎的民族主義，包括第一節以階級民族主義為主軸的愛國主義教育，第二節以國家民族主義為依托的愛國主義教育，與第三節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憑藉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就是說，我們從中共官方文件、出版刊物與相關專書中，考察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內容，可分三大塊，即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同時，筆者審視、反思在後殖民主義論述的概念架構下，並輔以意識型態批判途徑與全球化論述途徑，探討中國大陸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等三種不同型態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之意涵、性質與任務。基本上，中共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一方面不斷深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之中，被資本主義全球化所納編，但另一方面又強調要防止來自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和平演變」。而其用來作為抵擋西方文化價值觀滲透的基礎乃是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已較甚少標榜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了。 其三，展望與結論部份：第五章，筆者歸納研究發現，提出現今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難題與反思，並至盼中共當局能順符中國大陸社會變革與發展對教育的要求，以及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潮流，用公民教育的概念來代替愛國主義教育的概念。最後，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和作為；亦即，筆者嘗試提出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理念與精神，作為中國大陸欲與世界接軌時必須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轉型之參考。 參 研究發現 一、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特點 ※　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一）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堅持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意識型態教育。 （二）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強調階級鬥爭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 （三）愛國主義教育即為加強國際反帝、反霸和反「和平演變」的教育。 ※　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四）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五）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　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六）愛國主義教育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七）愛國主義教育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歷史與傳統文化。 （八）愛國主義教育要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旗幟。 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難題 （一）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擺脫階級民族主義的束縛。 （二）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正視國家民族主義的侷限。 （三）愛國主義教育必須迎向後民族主義的挑戰。 肆 展望 一、後殖民主義對中國大陸教育研究的啟示 （一）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重建主體性教育。 （二）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喚醒人文精神教育。 （三）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形塑公民社會教育。 二、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轉型 （一）全球化時代宜用公民教育來代替愛國主義教育。 （二）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公共領域讓傳統民族主義轉化為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三）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和作為。

原教旨主義是穆斯林世界回應現代化所產生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尤其當時代表穆斯林世界的鄂圖曼帝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崩解，不僅結束一統的伊斯蘭社群，同時因財政與內政問題下喪失政治與經濟的主權。現代化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在穆斯林世界投下負面陰影，卻也激發了Jamal ad-Din al-Afghani等人，期望以社群團結回應殖民主義的思想，是為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濫觴。 al-Afghani的思想為後人繼承，弟子Muhammad ‘Abduh建立了伊斯蘭的理性主義，一方面回應西方對伊斯蘭的誤解，另一方面論證穆斯林及其社群自身權利的來源。Rashid Rida則透過al-Afghani的政治架構來表現‘Abduh對社群權利的肯定，提出「新哈里發制度」作為嘗試。原教旨主義的嘗試，雖然沒有成功，迄至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成為穆斯林爭取獨立的意識形態，尤其埃及受到英國勢力的入侵，企圖更形強烈。埃及民族主義日趨世俗化，卻遲遲未能解決問題，終於導致日後伊斯蘭原教旨躍然而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創立穆斯林兄弟會的Hasan al-Banna以行動發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運動，以積極而群體的方式涉入政治與社會事務，並指出伊斯蘭和民族國家之間的融通，期望以穆斯林社群作為「跨國之國」來統整穆斯林世界的力量。在政治體制上，甚至主張神聖統治下的伊斯蘭民主。這種具有政治與文化歸屬感的政治體制，既是一種追求政治、經濟獨立自主的力量，同時也是文化認同與原生的產物。 然而，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理念從未落實。埃及在歷經三十餘年的君主立憲後為軍人推翻，一九五二年由那瑟主導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取代。新政府名義上保留立憲民主，實質上卻走向社會主義的集權統治，引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強烈的批判，視為仿效西方失敗後變形而成的「新暴政」。 其中影響廣泛的伊斯蘭激進主義思想家Sayyid Qutb，重新定義「蒙昧」與「奮戰」（Jihad）的教義，鼓勵民眾用和平或暴力的手段積極參與政治。除了對於西方文明、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以及物質主義等大加撻伐，並試圖從伊斯蘭的宗教內涵提出神聖主權的政治法理與正義的社會型態，逐漸周延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社會、經濟藍圖。

長期以來，因為「九七回歸」、「一國兩制」等因素，台灣對香港的政治研究，多半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上層的政治制度，如行政長官（特首）、立法會的選舉和職能，亦或是政治民主化的討論。本文認為，一個地方的基層政治，如何的發展？具有什麼樣的成長過程？才是影響其政治文化產出的基礎。因此，本文以Lefebvre、Soja的空間理論、後殖民學者Chatterjee的政治社會理論，做為進入香港基層政治田野中的認識論基礎；透過歷史和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的途徑，以區議會和區議員做為研究標的，來瞭解現今香港基層政治的面貌與對於香港政治文化發展的意義。 / 研究結果發現，香港雖然經歷了1997年的「解殖」，但因為來自《基本法》和「主權」的制約因素，所以基層政治制度發展仍然無法脫離過去殖民時期的脈絡。區議會擁有在最多數直選代表的組織，仍是被「吸納」、「鎖進」特區政府的地方行政管治主導架構當中，讓區議會只能發揮它代表基層民意接受來自特區政府的「諮詢」，而無法在制度上發揮充份制衡或影響行政權的能力。這符合了「政治社會」對於後殖民時期下的政治制度與底層人民參與之間距離的解釋。此外也發現，1997年之後來自於中國的新移民，在漸漸取得香港選舉的投票資格之後，也將開始影響未來香港的選舉和政治發展。 / 雖然香港的民主派持續地將民主制度、普選制度，放在香港政治發展過程中，作為一個很重要的追求目標。但是從回顧過去歷史的發展，到現在香港基層代議政治運作，以及未來發展的模式來看；代議民主、地方自治的那種「自主性」，並不是香港基層政治制度演變的重心。而基層民意代表組織對於民眾的意義，也集中在於提供類似「社會服務」的功能。即便所謂擴大區議會職能的改革計劃，也是包括在「地方行政」的思維中來推行，區議會仍然是輔助「行政權」的「委託」組織，而不是有能力和行政權並行的「自治組織」。如此，這就是本文所言，在民眾、區議會和區議員對於地方代議組織，角色認知的「異化」。毫無疑問地，這樣的「異化」，對於如民主派想建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有不小的落差。甚至最後就有可能將解殖後的香港政制，不斷地鎖回到殖民時期的風貌上。而這究竟是集體政治文化的選擇？亦或是主權者有意識的操作？不可否認的，本文認為，這兩種特性都存在於現在香港的基層政治文化當中。區議員的價值和地位，因為角色認知的「異化」，有可能不會更加弱化，但暫時似乎也找不到往地方自治方向再提升的動力了。脫離了殖民統治之後，香港市民應該有更多的正當性可以藉由選舉投票、公民集體運動來展現他們的聲音；香港未來的政治文化會往哪個方向走，現在的基層政治將會是塑造的起點。 / For a long term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Handover in 1997”,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aiwan’s political research on Hong Kong i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upper layer, for example,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r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election and function of Legislative Council, or the discussion on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is article, it was thought that how the Local Politics is developed, what kind of growth process it has is the basis to affec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utput.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the Space Theory of Lefebvre, Soja, the Political Society theory of Post-colonialism Chatterjee is used as the basis to enter the rural epistemology of the Local Politics of Hong Kong; through the path of historical and social new system principle, District Council and District Councilor are used as research target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current Hong’s face of Local Politics 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 It is found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 that although Hong Kong has passed through the ”de-colonialism” in 1997, yet because of the limiting factors from “Basic Law” and ” sovereignty”, its development in Local Politics system still can not escape from the past path of colonial period. District Council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owns the largest number of directly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yet it is still ”absorbed”, ”locked into” the main structure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government of the Special Region Government; therefore, District Council can only exploit its function to represent the people’s opinions to accept the ”consultation” from the Special Region Government, and its capability to fully balance or affect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e system can not be exploited. This meet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bottom layer in the post-colonialism period from ”Political Society”. In addition,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fter 1997, after the gradual acquisition of the election right in the local election of Hong Kong, they start to affect the future elec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 Although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Hong Kong continues to put democratic system and general election system in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ong Kong to be used as a very important pursuit target, yet if we take a look from a review of the pas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 the to the basic representative politic operation in modern Hong Kong, as well as future development model,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autonomy”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s not the evolution center of Local Politics system in Hong Kong. Meanwhile, the meaning of the basic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public’s opinion is centered around the supply of the function similar to ”social service”. Even the improvement project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function of District Council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thinking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District Council is still a “consigned” organization to assist ”the administrative right” but not a ”Self-government organization” that has both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right. Therefore, this is what i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this is ”alienation” among the public, District Council and District Councilor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and role. No doubt, such ”alienation” has a pretty much gap to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going to build. It is even possible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Hong Kong after de-colonial period is continuously locked into the look in the colonial period. But is this the choice of group political culture or the conscious operation of the top level people who owns the power? Undeniably, it is thought in this article that both these characteristics all exist in the current Local Politics culture of current Hong Kong. The value and position of District Councilor, due to the ”alienation” of role recognition, might not be further weakened, but it is temporarily difficult to find power for the enhancement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fter the escape from colonial governing, residents of Hong Kong should have more justification to send out their voices through voting in an election and the civic group movement; where the future politic and culture of Hong Kong is going to head toward, the current Local Politics is going to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its final shape.

南方想像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慾望產物。在廣邈的南方想像中，台灣是帝國慾望主軸。明治中期開始，南方作為日本投射帝國慾望的一個想像地理，透過各種文本的鋪陳漸漸建構出一套南進論述。不論是公共政策的社會層面，或是私人意識型態的精神層面，南方論述慢慢滲透成為帝國主義的文化血脈。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即在於探討從明治中期以降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尤其聚焦在小說與紀行文體。筆者縱貫討論1910年代前後以降至1940年代的日人作家作品，主要對象包括1910年代前後的竹越與三郎、中村古峽，1920年代的佐藤春夫，1930年代的中村地平、真杉靜枝，1940年代的西川滿與《文藝台灣》。誠然，不同的歷史階段，往往會呈現殊異的南方論述。會選擇這些日人作家與文本，源自於他們在各年代的象徵性意義。不難發現，日人作家的「南方」觀，除了帶有異國情調的異色幻想，也投射強大的帝國慾望。 從明治時期到1940年代，日人作家所帶來的文學／文化／地理想像問題，充滿無數臆想。檢視他們南方書寫的內涵，可以發現其中歷經了三個階段的衍變：從領台初期混沌未明的南方憧憬階段，藉助各種文化與帝國論述的傳播，逐漸成為日本人集體的政治無意識，最後在戰爭期則演進為日本帝國的強大意志。台灣作為被觀看的南方客體，透過各種話語敘事，從模糊概念而逐漸顯現清晰的形體。到了南進政策明確的階段，「前進南方」不再是潛藏在個人內心的集體無意識，它一躍而為昭然若揭的意志、隨處可見的口號。就東亞文學與後殖民主義的觀點而論，日治時期日人作家台灣書寫的發展，誠然具有複調的文化意涵。文化自身是一個包含細緻化與提升性要素的概念，它也會被許多政治與意識形態主張在其上彼此相互交涉對話。這些帶有豐富暗示的帝國文本，和日本從明治時期以降的南進論述，甚至昭和時期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在政治對文學的動員關係上形成深刻的影響。不可否認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文化思維與美學形式，乃是衍生自每位作者的歷史經驗。南方作為帝國慾望的一部分，自明治中期以降逐漸在文學之上形成一條「南方」系譜，追根究柢，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之間的聯繫誠然極其貼近。本論文企圖以再閱讀與再詮釋的方式，進入日至時期日人作家台灣書寫的歷史脈絡，探討他們所形塑的南方憧憬，進而解構日人作家所建構或虛構的南方敘事。 / The imagination of South was the product of Japanese Imperial desire. In its extensive imagination, Taiwan was the pivotal axis of the imperial desire. Since the mid-Meiji era, South had been seen an imaginative geography projected from this desire, based on which various kind of literary texts were develop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n military advance to south. Discourse on advance to south was gradually becoming a major thinking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the forms of public policies on social level or in the forms of personal ideology on the mental level. This dissertation proposes to examine Japanese authors’ writing of Taiwan from the mid-Meiji era onward especially by focusing on the genres of novels and travel writings. The texts in the discussion include works by Takekoshi Yosaburo and Nakamura Kokyu in the 1910’s, Sato Haruo in the 1920’s, Nakamura Jihei and Masugi Shizue in the 1930’s, and Nishikawa Mitsuru and his magazine Bungei Taiwan in the 1940’s. It is indeed that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contents of the discourse on advance to South varied. The reason why these authors and their texts are selected for examination is because each of them possessed symbolic meanings for their own times. It is not hard to find that Japanese authors’ perspectives on Taiwan were not only tinged with exotic and erotic fantasies, but also strongly implied their imperial desire. 　　As we can find, there wer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when examining the contents of Japanese writing of South: first, in the initial acquisition of Taiw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longing for south remained vague; second,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thanks to the spreading of cultural elaboration and imperialist discourses, the image of south steadily became a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and third, during the war period in the 1940’s, the ideas about south were finally elevated to a strong will of the empire. The south as an imagination for imperial expansion was not any more a hidden consciousness, but an overt action as embodied in its military advance to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 literature and viewpoint of post-colonialism, therefore, it is truth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authors’ writing of Taiwan during colonial period, did have its plural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se imperial texts with ample implications had mutual influences with the discourse on advance to south in Meiji era and the formation of ideas about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Circle in Showa period. It is no doubt that the cultural thinking and aesthetical forms as expressed in literary works were derived from each author’s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with rereading and reevaluating source materials,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Japanese authors, when writing Taiwan, developed their imagination of south and further reconstructed their south narr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