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來台灣文學的研究當中，討論到日本人作家的台灣書寫時，浮現在腦海中的，往往是佐藤春夫、中村地平等一脈相承的浪漫耽美系譜，以及深受其影響的西川滿與其《文藝台灣》集團同人。事實上，有別於此一路線，與三○年代台灣左翼文學運動關係最為緊密的日本左翼文壇，對於當時台灣文壇更是產生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例如楊逵以〈送報伕〉入選一九三四年《文學評論》雜誌徵文第二名，得到左翼作家德永直等人的好評便是一例。此外，更有並非耽美派作家所寫下的、呈現出台灣做為殖民地的多元面向之作品。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當屬身為「勞農藝術家連盟」一員，秉持左翼立場的伊藤永之介筆下取材自殖民地台灣的作品──〈總督府模範竹林〉及〈平地蕃人〉。 一來作者伊藤永之介的左翼色彩在殖民地書寫上產生怎樣的效用使人感到好奇，二來不具台灣經驗的作者如何呈現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亦使人產生興趣。本論文即針對伊藤永之介上述兩篇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進行討論，除了逐一釐清小說外部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同時分析小說內部的文本性格，進一步探勘作者的書寫策略與其寫作意圖。 伊藤永之介一方面透過在地風物的描寫以及語言的混用，突出殖民地台灣的地方色彩與混雜的台灣印象。另一方面，〈總督府模範竹林〉以渲染性或煽動性的字眼取代嘆願書中平直的文字，意圖達到挑撥讀者同理心與同情心的目的；〈平地蕃人〉結局則停留在主角最終的反擊，同樣表達了強烈的反抗意識。並且藉由生命的消逝、生活的崩潰來強調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困苦，而相同的書寫手法在另一篇殖民地作品〈萬寶山〉中更是表露無遺，不只透過文獻資料灌注其對殖民地的想像，同時筆下的殖民地面貌往往是平面而刻板的，呈現出左翼文學作家一貫公式化與類型化的傾向。 但不論是公式化的書寫，抑或藉由資料想像未曾謀面的台灣，都正代表著作家觀看台灣的角度，前者源自於左翼文學作家的背景，後者則是由於未曾涉足台灣的緣故，伊藤永之介在此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視點，使日本人筆下的台灣不再只是耽美浪漫的單一面向，而閱讀三○年代的殖民地台灣，於是有了更多的選擇。

第一章、『導論』第二章、『殖民時期之前教育』。敘述近代日本的對外擴張、新教育的建立，以及台、韓殖民前教育概況；日本自1871年創立文部省與1872年頒布學制之後才開始有綱領、有計畫，有措施的實施教育改革：在台灣則有一些教育機構：儒學、書院、社學、義學、民學以及建省以後西學堂、電報學堂、番學堂等：在韓國1895年公佈教育立國詔書後，有新式教育的興起與教育改革，因此設立不少官立學校，同時民間也創辦私立學校。第三章、『殖民時期的教育』。第一節敘述，日本在兩地施行的教育方針，這可分為四個階段；其一、殖民初期在台灣與韓國實施不同的教育方針。其二、1911年在朝鮮、1919年在台灣各公佈第一次教育令時期。其三、1922年兩地同時公佈教育令，就是新教育令期。其四、殖民末期。接著，在第二節與第三節裡，敘述殖民時期在台灣、韓國的教育,也各分為四個階段。第四章、『1922年新教育令的分析』。第一節、1920年前後在亞洲產生新思想運動潮流以及其給台灣與韓國的影響。第二節、介紹兩地新教育令的內容(條文)與其異同點。第三節分析新教育令的特徵，其分為原因、目的、特徵。第四節，敘述兩地人民的反應，分為台、韓社會運動不同的因素。再來敘述台、韓兩地人民的愛國運動：分別為團體、傳統機構、海外留學生的互動。最後，第五章則為本文的『結論』。

台灣電影在不同的時期，負有不同的意識型態任務，早期的政策電影用來凝聚國民黨「正統中國」的意識，並有打擊台獨與反共的重要責任。隨著社會的開放，政策電影漸被淘汰，八○年代新電影興起，對過去「中國」論述具有汰舊換新的作用，將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帶進電影中，並在八○年代末期的台灣電影中出現多元的國族論述。九○年代台灣電影活躍於國際影展，成為新的國族寓言，但也不免為了迎合西方的口味而加強自身的「東方形象」，逐漸有「中心化」的趨勢。

本論文探討電影敘事中的新移民女性形象，是否如後殖民主義批判所述地將「外籍新娘」再現為弱勢的「他者」，以彰顯主流族群的主體優越性。新移民女性被再現為弱勢的國族、文化、性別、階級的「他者」，台灣對於新移民女性的負面建構，反映了普遍存在的貶抑「第三世界」的價值觀。 除了影片中新移民女性的負面再現部份，本研究發現少數影片試圖轉化新移民女性之形象，記錄著新移民女性的賦權過程。飄洋過海的新移民女性從沉默失語到自主發聲，也展現了新移民女性從受害者形象到能動者的可能。 隨著移入台灣的新移民女性人數越來越多，但主流意識卻將她們視為從屬地位的、聲音被隱沒的，甚至是較為低劣落後的「他者」，成為了文化政治角力弱勢的一方。多元文化主義的視角目標在於尊重文化之差異，作為一個思考的途徑以反省主流社會的文化政治現象。但並非理想化地提倡多元文化視角，即能改善現行狀況，惟有在新移民女性享有其他完整與平等的公民權，才能真正從多重的弱勢困境中解脫，台灣也才能成為一個更尊重並實踐多元文化的社會。

綜觀文學史，不難察見故事迭經不同時代，被文士再複述、再創造，或體現於敘事技巧、或中心思想，或跨文本、跨文化表現，重置為中國傳統流衍不輟的課題。重置作為一種創作技巧，一種看待事物的新方式，強調文本與文本之間的差異，從文學修辭觀看，指陳作者的書寫策略，即對於前文本的接受與創新，凸顯作者的主體性；依文化層面反思，則攸關時代語境，故事再現什麼樣的集體記憶，以及藝文流動的旅程。 以此為思考起點，本文以上海新感覺派為對象。新感覺派由法國而日本，而上海，而台灣，甚至輾轉進入哈爾濱，無論在創作風格、理念的薪傳與轉折，作家隨著不同環境各自再生產，透過翻譯或改編，彼此互文，都說明流派本身即體現跨地域跨文化的重寫現象。循此，本文欲從流派涉及的報刊、翻譯、小說、電影等為範圍，針對藝文改編深入探討，一方面從翻譯對象和模式窺看流派的美學品味、意識形態和文化反思；另一方面，透過前文本和改寫作品參差對照，展現新感覺派在跨國、跨文化流動過程有何承續和衍異，從而勾勒流派歷時歷地的大系譜。

本論文以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總力戰」時期臺灣文學者創作的小說作為研究文本。而綜觀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發展，1930年代中期，作家寫作技巧已更臻成熟、寫作題材也愈加豐富，然而臺灣總督府在1937年4月1日發布禁止使用中文的命令，接著又勒令所有文學雜誌廢刊。緊接而來的盧溝橋事變，時局的影響下，作家是不能發聲，文壇也轉趨寂寥。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配合戰爭形勢，日本政府積極在其所統轄下的地方實行皇民化運動，臺灣當然無可倖免。皇民化運動所牽涉的層面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也包括了文化，文學是為政治而服務，這時期的作品必須符合殖民當局的政策，作家的思想受到箝制。透過文學者對戰爭的協力，本論文將從總力戰的時空背景下，考察臺灣在物力、人力、心力三方面的動員，對當時臺灣小說的影響。身為殖民地的臺灣作家在作品表達不違背政策，但又保有自身創作空間，是這時期文學者創作時所面臨的難題。 在戰爭時期小說創作活躍的作家有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及新生代作家周金波、王昶雄、陳火泉，他們創作出的作品在文學寫作技巧比上一代作家更為成熟，在他們純熟技巧下，所蘊藏的多元意含，提供了多義的解讀空間，也是這些小說最耐人尋味之處。在物力動員上，文學家的增產文學因應而生。小說中除了協力國策外，文學者們也反映出後方人民的艱苦生活，在殖民環境下，所遭遇到生活的困境、族群的不平等待遇，反映出殖民的不正當性。人力動員上，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志願兵年年以倍數增加，總力戰時期的臺灣小說也呼應了這股「志願兵」熱潮。在總督府「南進化」、「工業化」、「皇民化」的號召下，不論臺灣人民自願或被迫，都須為戰爭服務。面對日益強化的戰事動員，臺灣人民的好戰思想、青年鍛鍊，滲入日常生活中，也滲入了小說創作。透過文化動員，藉由作品宣傳，讓殖民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能散布至島上的角落。在心力動員上，為配合殖民政府的皇民化運動，作家們必須在作品中表態自己的國族與文化認同，隨著作家不同的成長背景、人生經歷，自然也造就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表達方式，這些小說在戰後受到嚴厲的討論與批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對待。唯有在多重的考察下，才能更全面的探究總力戰時期下的文藝空間。

西方自從1970年代末期逐漸重視華語電影，國內外影評、輿論經常以「中國電影熱」形容這個現象，本研究將此現象置入歷史文化的脈絡中分析，認為這個現象肇因於當時西方面對封閉而陌生的中國，一種交織過去文化想像、殖民經驗、神秘氛圍、現實需求（戰略考量、廣大的市場）所形塑的心理動機，並展現在許多不同領域，而電影「中國熱」是在此情況下的一個環節。 另一方面，本研究以「中心╱邊陲」的後殖民思考架構，視「中國熱」現象為華語電影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的四個階段－「重新被發現、新電影運動與西方中級影展、納入主流藝術電影院線、與好萊塢電影工業接軌」。同時，本研究也將進一步探討背後的文化意涵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 Since late 1970s, the Western has gradually put more and more concentration on the Chinese films. The film reviews and the public opinions always regard the phenomenon as the “Chinese Cinema Fever”. This article, on the one hand,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eins. While facing China, a state once made the western feel so distant and unfamiliar before, a kind of mentality in the “Western” has been molded by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colonial experience, mysterious atmosphere, and realistic demand (such lik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and large-scale market, et al.), and displayed in the various fields. Meanwhile, the “Chinese Cinema Fever” is being a part in such complicated situ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henomenon, the Chinese Cinema Fever in the Western Film Festivals since late 1970s, will be consider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enter-Periphery” and be regarded as a process of the Chinese film toward the world, which is composed of re-discovering, re-emphasizing, including into the mainstream in the system of the Art Theatre. Nowadays, the Chinese films have turned into a part of the worldwide culture and universal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I would like to go a step further to discuss the cultural meanings behind the appearance.

近年中國大陸在全球各地簽訂原油供應與相關原油探勘、開採合約，引起部分西方國家對此不滿，中國大陸能源外交的本質、目的、型態與手段亦成為學政界辯論的焦點，歐洲國家更將其對非洲的能源外交批評為新殖民主義，但中國大陸學者則認為僅止於重商主義。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檢視中國大陸外交政策屬於古典或新現實主義、能源是否為中國大陸對非洲外交政策的重心，與其對非洲能源外交的型態究竟是重商主義或新殖民主義；並回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新殖民主義等相關理論，建構不同指標以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 本文的研究成果可歸納為四個面向：其一，中國大陸對非洲政策為相當典型的新現實主義風格，追求優於非洲地主國的相對利得、政策佈局亦受國際體系權力結構制約；其次，能源為目前中國大陸對非洲政策的重心，中國大陸企業對非洲的投資亦以能源為主要考量；第三，包括中海油、中石油與中石化在內等三家中國大陸石油企業在非洲的投資以原油的探勘、開採權為主，符合其國內能源安全政策辯論的結果；第四，中國大陸在非洲的能源投資實無助於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但亦無延滯非洲國家經濟發展，藉此擴張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政經影響力的目的在內。 / In recent years, Mainland China has tried to sign oil supply and related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contract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has caused some western countries dissatisfaction. The essence, purpose, and means of Mainland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debate in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even judged that Mainland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toward Africa is a kind of neo-colonialism, but scholars from Mainland China consider it as mercantilism. The purposes of this thesis are to examine three assumptions: whether Mainl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longs to classical realism or neo realism; whether energy is the core of Mainl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 and whether the type of energy diplomacy toward Africa is neo- colonialism or mercantilism. The related theories including re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Neo-colonialism will also be reviewed of this thesis in order to establish four dimensions and twelve indictors to examine my assumption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thesis could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dimensions: Firstly, Mainland China’s Africa policy is the typical neo-realism, seeking the better relative gain than African countries, and its policy arrangement is restricted by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econdly, energy, especially oil, is the core concern of the Mainland China’s African policy. The investments of Mainland China’s enterprises in Africa also take energy as the main consideration. Thirdly, investments derived from three oil enterprises including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 and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SINOPEC) focus on the right of oi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which conforms to the result of its domestic debates about energy security. Finally, Mainland China’s investments toward Africa can not help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but will not slow down the Af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 extend its ability to influence Africa.

新北投地區擁有溫泉，平埔族已知道溫泉的存在，明清時期的史料文獻中，已有平埔族與漢人交易硫磺的紀錄，但除了開採硫磺之用，溫泉被視為是「毒水」，直到日本殖民台灣，發現新北投豐富的溫泉資源，開始對北投的溫泉進行改造建設，才促進北投溫泉文化的發展。 　新北投溫泉的文化景觀，是日本人將日本溫泉鄉的溫泉旅館等特色，引入新北投產生的變化；加上戰爭需要，溫泉被運用於包括療養傷兵及慰安軍人等，影響新北投當地人接納溫泉醫療及保養的功能。 　　日本人將溫泉廣泛使用於保養、醫療及慰安功能，與當初漢人及平埔族將溫泉視為毒水的觀念，產生極大的差別，一種「從無到有」、「從害怕到接受」、「毒水變益水」的觀念變化，形成極端卻特殊的文化變遷及涵化現象。 　　國民政府來台，日本於戰時使用溫泉進行慰安，卻被台籍人士吸收發揚光大，新北投溫泉、供男性浴客們「鴛鴦戲水」的侍應生與旅社間結下不解之緣，形成無法各自獨立存在的整體，並發展出有那卡西、限時專送等在地化溫泉文化的產物，渲染新北投的溫泉味，來台美軍趨之若鶩，日本人更回流享受。 　　民國68年廢娼，從溫泉旅館的數目變化即可強烈感受到新北投漸為蕭條，民國83年後，北投溫泉文化在鄉土文史研究與社區互動的密切結合下，藉由北投溫泉博物館重建等，為北投區重新打造發展的新方向，加上周休二日制度及《溫泉法》的推行，政府主導及民間爭取下，新北投再現榮景。 　　本論文旨在研究日本殖民台灣後引入的泡湯文化，對新北投區溫泉文化的在地化影響，透過筆者自身的文獻研究與田野觀察，對新北投溫泉文化的在地化過程，作民族學的解讀，作為日後進一步相關研究的基礎。

八十年代是香港電影工業的「黃金時期」，電影的類型也可說是「百花齊放」，當中包括了一批以「殭屍vs. 道士」為結構的電影，並廣受歡迎，直到九十年代初衰落。本論文就是以這批電影為研究對象，先借助電影研究中的類型研究的框架，從體裁說明這批電影本身就能自成一個類型／次類型──「恐怖喜劇」，繼而集中分析殭屍和道士這兩個主要角色，並指出這批電影其實是呼應著香港後殖民處境複雜的中港關係。 本研究提出電影中的殭屍和道士都是來自中國的「他者」，而且帶有不同程度的「怪物 性」，因此形成了不同的「自我」與「他者」的權力結構和張力。本文借用了後殖民研究的「我──他」框架以及怪物研究的「怪物性」概念，進一步解讀殭屍和道士的獨特性。最後，本文提出整個類型其實是以香港為本位，透過「馴化」殭屍和「吸納」道士來處理不同「中國他者」所引起的情緒與張力，並在流行文化中實現了中港融和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