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在台灣票選一位最著名也最受歡迎的五四文人，徐志摩必是得票率最高者。何以一個距今已逾近八十年的民初文人，於台灣至今仍享有高知名度？且每提及徐志摩，總自然讓人聯想到其轟動一時的婚戀故事？徐志摩在台灣究竟是基於何種傳播機制及時代背景的因緣巧合，而得以享有盛名？為解上述層層疑惑，乃由此展開此論文的研究。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由《台灣民報》上轉載的中國新文學作品可知，徐志摩一開始是以其獨特的散文風格被引介至台灣文壇，其次才是其新詩作品，而由當時轉載的極少數散文作品看來，可謂是對徐氏散文成就的肯定與推崇。 1949年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隨即展開反共文藝政策。左翼作家的作品遭到查禁，具右傾思想的文人學者來台後則身居要職，主導當時台灣的學術、文化發展方向，而原本即對左翼思潮採取批判態度的徐志摩，其作品自然能於台灣廣為流傳。此外，由官方所掌控的中、小學教科書編審，由過去的統編制到近年來的開放民間各家版本，徐志摩的作品始終佔有一席之地，透過教科書的推廣，也形成了一股莫大的傳播力量。 徐志摩一生從事文藝工作雖僅有短暫的十年(1921~1931)，但卻對後世有著極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新詩史上，徐志摩為新月詩派的主將，而在現代散文發展史上，其散文亦是五四抒情美文的典範之一。二O年代於中國盛極一時的格律詩，於五O年代初期的台灣詩壇，猶可見其延續的痕跡；徐志摩浪漫的情懷及穠麗的抒情美文，於台灣文壇上亦隱約可見其沿襲的軌跡：遷台女作家張秀亞自徐志摩散文習得如何鍛鍊字句，再加上她自己的文學觀，進而將美文帶入一個新境界；艾雯善用排比、類疊以創作詩化的散文，而楊牧早期的散文作品，其浪漫唯美的情調及對自然的崇拜、歌詠，更可見濃厚的徐志摩風。 自六O年代起，即有多種版本的一冊《徐志摩全集》在台灣出版，但多屬斷簡殘編，未能盡窺徐志摩創作的全貌，若將較完整的版本(蔣復璁、梁實秋主編的六冊《徐志摩全集》)與梁錫華編著的《徐志摩詩文補遺》及2005年韓石山主編的八冊《徐志摩全集》並陳、對照，則可知早期一冊全集中所收錄的散文，多為徐志摩生前已發行的文集選文，偏屬抒情散文之作，而大量刊載於報刊雜誌的議論性的雜文，多未見於一冊全集及蔣復璁、梁實秋主編的六冊全集中，致使多數人對徐志摩只知其浪漫抒情的詩文創作，而忽視其理性批判社會文化及政治局勢的自由主義者形象，經由各版本選文內容的對照，可知徐志摩除了是傑出的詩人及散文家外，他也是一個深具批判精神的政治社會評論家。 早期於台灣流傳甚廣的諸多一冊《徐志摩全集》中，因選錄內容殘缺不全，而難以掌握徐志摩創作的全貌，但徐志摩經典的抒情詩文，多能見於此一冊全集中，因此其「濃的化不開」的詩文特色，早已為人所熟悉。若以這些抒情濃烈的詩文為起點，結合廣為流傳的《小曼日記》、《愛眉小札》及《眉軒瑣語》合而觀之，則一個勇於突破禮教束縛，追求真愛的浪漫詩人，乃成為眾人對徐志摩基本的認識，而這樣的形象，經由多年來談論、探討徐志摩愛情史的專書及期刊論文的流傳，也難怪徐志摩的文名會為其風流韻事所掩。時至2000年公視推出以徐志摩愛情故事為主軸的連續劇「人間四月天」，又再次掀起一股徐志摩熱潮。須知劇中徐志摩所被刻意凸顯的形象，只是人們所熟悉、樂道的局部真實，其崇尚民主，深富人道精神的自由主義者形象，更是吾人不能忽視的面向。

本文從日據時期殖民地媒體檢閱制度的要素，來觀察台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試圖對前行研究指出台灣左翼文學於發展歷史中所呈現的特點，作一補充性論述。首先，針對當時台灣檢閱制度來龍去脈和殖民地前期媒體實際概況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檢閱制度如何作為當時日本帝國殖民地特殊政策的一環，在媒體環節上發揮嚴苛於內地的箝制作用。這種影響不僅使得由殖民地台灣人自辦的刊物直至1920年才出現，而且能發展的空間在總督府密切關注下也一直相當有限。這種情況在1927年台灣政治運動的突破(分裂)局勢中獲得了轉機，一些具左翼色彩的刊物藉由「出版物」的合法型態取得發行機會，替台灣左翼文學打開了契機。但相對來說，檢閱制度因應著殖民地文化空氣的轉變，也提升了媒體檢閱工作的細膩度和專業度，其中特別是針對這個時期開始增加的中國輸入出版品。在檢閱制度下，原本這些期待能運用出版物合法型態來推動左翼思潮的刊物也一一面臨查禁停刊的命運，使得台灣左翼文學被迫走入一種最低程度的左翼文學類型。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的局勢，進一步內縮了台灣的媒體空間，台灣左翼文學開始在文學領域中尋求與右翼文人的聯合，但這種聯合卻也曝露出路線不明確、或自我淡化左翼色彩來保住發言權的現象，左翼文學必須受限於種種掣肘，最終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升級後再也無法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