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訊充分流通的世界潮流下，根據行政院文化部統計，截至2010年止，台灣進口出版品總金額達31.5億新台幣。書籍種類眾多，亦分別由多家本土廠商或出版社代理進口並經營台灣市場之銷售。基於出版品著作權法規定，進口出版品之代理商對於產品內容的調整空間有限，因此代理之業務經營需考量原廠所能提供的資源與能力，加上代理商對本身的資源與能力的評估，從中發掘代理商可發揮的價值，進而規劃有效的行銷策略，形成本研究之架構。 有鑑於台灣進口教材代理產業正處於變動的時期，包括教材的型態與代理合作模式都在轉變當中。本研究以獨家代理英語教材為例，探討代理業務之長期經營策略。文獻探討之主要理論根據為資源基礎理論和行銷管理理論，從理論架構分析中，考量代理業務之核心資源與關鍵因素，進而導出相關之策略方向。 本研究之方法採個別深度訪談法，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架構擬出訪談大綱進行訪談，分別採訪個案國外原廠主管與進口代理商主管。訪談結束後將內容彙整並進行與研究相關之分析與驗證，得出結論為： 1 進口教材資源與本土教學資源需求具有差異性； 2 進口教材之經營應做市場區隔並聚焦經營目標市場； 3 不同的目標市場應採取不同的行銷策略與組合； 4 進口代理商與原廠穩定的品牌共營關係，是長期經營的關鍵因素。 對進口代理商提出之建議，作為長期經營之參考： 1. 深耕目標市場，建立長期顧客關係管理； 2. 加強處理與國外原廠之溝通機制； 3. 規劃數位產品行銷之商業模式； 4. 累積代理營運經驗，發展長期經營優勢。

政府出版品是探討一國政府施政運作與績效的重要紀錄，也是民眾瞭解政府施政成果的主要憑藉，被視為現代圖書館重要的參考資料之一。此類出版品無論從內容、資料來源、出版及發行等層面來看，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權威性、時效性、廣泛性及非營利性等特性，可視為國家重要的資產。由於政府出版品具備上述重要特性，使得一國政府能否建立公開、即時且平等的政府資訊傳佈政策，乃成為民主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及基本要求之一。從政府出版品管制度層面而言，先進國家對於政府出版品多規劃有「寄存」及「銷售」兩大途徑，作為提供政府出版品的主要服務窗口。 審視美國地區政府出版品聯邦寄存制度建置迄今已擁有百餘年的發展經驗，而我國政府出版品寄存制度初期的規劃藍圖，大體輪廓皆源自於美國的經驗，惟受到國情、社會文化與經濟條件上的差異性，使兩地區在規劃寄存圖書館制度運作策略上仍各有特色，且彼此間具有可比性。因此，為瞭解中美寄存圖書館制度的形成與未來電子寄存服務的發展及角色定位，本研究擬以政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制度為論述主題，利用比較研究法對中美寄存圖書館制度相關議題，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據以瞭解其制度的發展歷程。 本研究採比較研究法，配合文獻分析法進行。分別運用「描述」、「解釋」、「併排」及「比較」四個主要研究步驟，探討中美兩國政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制度之發展。主要的研究目的有四：一、分析中美兩國寄存圖書館制度發展的歷史沿革及制度形成之宗旨、任務與功能；二、探討中美寄存圖書館制度運作的相關法源依據、主管機關組織、管理作業運作現況及電子化寄存服務之發展趨勢；三、探討中美政府資訊公開理念及政府出版品著作權的規範現況，對寄存圖書館制度發展之影響；四、比較中美寄存圖書館制度規劃與運作現況之異同與未來發展趨勢，並據以提出對國內未來規劃寄存圖書館制度之具體建議。為達成前述研究目的，研究者分析、報導中美政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制度之相關文獻後，綜合歸納制度的比較研究結果，提出六項結論暨十項建議，茲分項臚列如下： 一、結論部份 目的在於綜理上述各章所作的現況探討，具體比較中美兩國政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制度在規劃與現況運作上的差異性、現況發展及趨勢，並歸納提出免費提供政府出版品之寄存圖書館制度，未來仍有其繼續存在的必要性。比較分析的項目分別有： （一） 中美政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制度之發展歷史； 　（二） 中美政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制度之相關法源； 　（三） 中美政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制度管理現況； 　（四） 中美政府資訊公開政策與寄存制度之發展； 　（五） 中美政府出版品電子化寄存服務之發展趨勢； 　（六） 政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制度之存與廢之探討。 二、建議部份 　（一）積極爭取上級機關重視與經費支援； 　（二）健全政府出版品管理制度法源基礎； 　（三）建立正確的政府資訊利用觀念； 　（四）暢通寄存圖書館制度的溝通與合作管道； 　（五）訂定明確的寄存圖書館作業標準及規範； 　（六）釐清政府出版品著作權的授權與合理使用； 　（七）建構完善的寄存制度績效與評估獎勵模式； 　（八）規劃並建置我國電子化寄存服務環境； 　（九）重視寄存館員在職訓練與服務內涵的提昇； 　（十）強化政府出版品之灰色文獻的整理與利用。

本文從日據時期殖民地媒體檢閱制度的要素，來觀察台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試圖對前行研究指出台灣左翼文學於發展歷史中所呈現的特點，作一補充性論述。首先，針對當時台灣檢閱制度來龍去脈和殖民地前期媒體實際概況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檢閱制度如何作為當時日本帝國殖民地特殊政策的一環，在媒體環節上發揮嚴苛於內地的箝制作用。這種影響不僅使得由殖民地台灣人自辦的刊物直至1920年才出現，而且能發展的空間在總督府密切關注下也一直相當有限。這種情況在1927年台灣政治運動的突破(分裂)局勢中獲得了轉機，一些具左翼色彩的刊物藉由「出版物」的合法型態取得發行機會，替台灣左翼文學打開了契機。但相對來說，檢閱制度因應著殖民地文化空氣的轉變，也提升了媒體檢閱工作的細膩度和專業度，其中特別是針對這個時期開始增加的中國輸入出版品。在檢閱制度下，原本這些期待能運用出版物合法型態來推動左翼思潮的刊物也一一面臨查禁停刊的命運，使得台灣左翼文學被迫走入一種最低程度的左翼文學類型。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的局勢，進一步內縮了台灣的媒體空間，台灣左翼文學開始在文學領域中尋求與右翼文人的聯合，但這種聯合卻也曝露出路線不明確、或自我淡化左翼色彩來保住發言權的現象，左翼文學必須受限於種種掣肘，最終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升級後再也無法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