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研究俄羅斯銀行監管體系的建構與發展，並藉由巴塞爾銀行監管的框架概念，檢視俄羅斯自轉型以來的銀行監管政策的形成與演進，主要研究目的有三。首先，研究俄羅斯經歷過經濟轉型後，銀行監管體系的發展與建構情形；其二，透過巴塞爾銀行監管協議的核心原則，檢視俄國銀行監管的發展現況；最後，進一步探討俄國與國際上的銀行監管通則－巴塞爾銀行監管協議，兩者之間的差距。研究發現，隨著俄羅斯的經濟持續成長，與銀行監管的發展，俄羅斯的金融市場與銀行監管政策已經建立一套制度，有了大幅進步，然而仍然與國際標準有所差距，原因主要出在，俄羅斯政府法規給予該國央行，實質上的監管權限不夠，無法對國家銀行業的各種問題進行有效的整頓。

本文旨在探討中國大陸銀行業的監管，內容包括金融發展與監管體制變革、銀行業市場進出與業務經營的監管、資本監管、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監管、資產品質監管、流動性風險監管、消費者權益保護監管、反洗錢監管、監管評級與風險監管核心指標、非現場監管與現場檢查、新監管標準與金融監管體制的評價、及強化監管措施。 對於中國大陸銀行業的監管研究，我們得到以下的結論: 中國大陸金融業混業經營的趨勢愈加明顯、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銀行業退場機制的監管標準不明確、資本監管與國際監管標準接軌、公司治理不健全、流動性風險管理無法全面監測、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監管的有效性不足、金融機構反洗錢的立法並不完備、監管評級具有中國特色、風險監管核心指標逐步與國際慣例接軌、監管機構強化銀行業的非現場監管與現場檢查、新監管標準逐步與國際慣例接軌、金融監管的能力有待提升、監管機構對金融科技的監管不足、及監管機構陸續採行多項的強化銀行業的監管措施。 根據研究結果，對於完善中國大陸的銀行業監管，我們有以下的建議: 中國大陸銀行業監管機構應儘快完成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應加強監管影子銀行、應加快研擬銀行業退場機制、應儘快修訂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應加速建立互聯網金融洗錢防範機制、及應加強監管金融科技。

由87年度爆發的數起地雷股事件(如國產汽車、東隆五金)中，可以發現產生問題的公司皆是在董事長主導公司的營運之下，最後發生掏空公司資產的情形，顯示目前公司法及證期會設計的監管機制，並未能發揮預期的監督功能。 監管機制設計的主要目的，係在防範經營者追逐私利而非公司最大利益的情形發生，故要使監管機制有效運作，必須增加資訊的揭露予股東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以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而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就是解決強制性揭露下監督者資訊不足的方式之一。故本研究欲從監管的角度切入，由公司所有權結構及董事會特性，探討影響公司自願性揭露水準的因素，以幫助年報使用者藉由公司監理特性或自願性揭露水準，判斷公司監理機制的運作是否良善，並提供主管機關，於未來修定公司監理層面及年報揭露的相關規定時，得以參考的資訊。 本研究由公司所有權結構及董事會之特性著手，探討可能影響公司年報自願性揭露的七個因素：1.是否為家族企業，2.是否有監管機制存在，3.董事會成員持股比例，4.董事會成員持股質押成數，5.董事會規模，6.最大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7.獨立法人占董席次比例。其中，家族企業的判斷採用Cubbin & Leech (1983)表決機率模型算得之臨界持股比例，家族持股超過該臨界比例者始視為家族企業。監管機制則以獨立法人的持股及董事會中是否有獨立法人或以外的第二勢力存在來衡量。 本研究首先設計一揭露索引表做為揭露水準的衡量表，並將樣本公司年報內容比對索引表內的揭露項目，採取加權的方式進行評分。索引表內的項目共分五大類：背景資訊、歷史結果彙總、非財務性統計資訊、預測性資訊及管理人員討論與分析。研究對象則為民國87年之上市公司，並排除金融保險業及公民事業民營化的公司。 實證結果顯示： 1、獨立法人持股比例與董事會中獨立法人第二勢力的存在，與揭露總分間呈顯著正相關，表示公司在有監管機制之下，其揭露水準確實較無監管機制者為佳。此外，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與揭露總分間呈顯著負相關。而前三大會計師事務所較非前三大會計師事務所更能發揮專業的影響力，故能增加公司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至於其他變數對於自願性揭露水準的影響則不如預期。 2、家族企業的揭露水準並未如預期較非家族企業為差，此可能與台灣家族企業普遍存在，形成家族企業間的競爭局面有關。而經實證得知，當家族企業的持股至一高水準時，由於與公司間利益密切結合，更有積極經營的企圖心，故將增加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以爭取投資人的認同。 3、年報揭露水準於產業間亦存在著差異。於資料搜集的過程中發現，屬於相同產業的公司，揭露內容多有相似的模式。而實證研究亦發現，塑膠業、電子業的揭露水準較其它產業為高，營建、百貨業的揭露水準則較其它產業為低。

中國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實施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在社會上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氾濫的資金奔向房市、股市，當然也促使各大保險集團的快速發展，本研究針對中國大陸的保險集團資產管理公司之經營模式進行探討，於資金運用管道、資金運用監管及資金運用效益三大面向比較分析，參照中國目前監管法律機制，運用質化分析與次級資料分析為依據。 分析已開發國家與中國金融監管的差異，針對提高保險資金運用能力，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一、完善法規並加強立體化監管; 二、投資領域多元化；三、建立健全的風險控管體系。而依據研究對於保險資管公司的投資限制提出四項建議：(一)、加大養老保險產業鏈相關投資;(二)、大幅增加基礎建設投資比重;(三)、關注權益資產的長期投資價值;(四)、關注境外優質資產，提升風險分散效果。

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方興未艾，然台商跨海投資中國大陸，不慎觸法，鎩羽而歸，卻仍時有所聞。由於當前中國大陸租稅環境相較於20年前已截然不同，租稅優惠措施為配合其階段性的經濟政策而不時修正，稅制法規亦不斷推陳出新，稽徵管理亦逐步朝電子資訊化發展，此時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宜按步就班，不可貿進，經營管理未臻成熟者，不但無法與當前中國租稅環境接軌，一旦管理稍有不當或過度輕忽租稅風險，則有可能血本無歸甚至身陷囹圄。 事前瞭解兩岸投資相關法令與議題，對有意前往投資的企業，將有助於集團企業之投資規劃，而事前企業功能自我檢視，可以釐清兩岸三地關係企業的各自定位，並為商業模式進行合理之安排，以減少觸法之機會；對已經前往投資的企業，則可以重新檢視法令遵循之程度，並再次就現有商業模式進行自我評估，以察覺租稅風險之所在，進而可以修正當前商業模式，俾使企業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 本研究透過實際個案分析，發現其中國大陸子公司在經營結果上出現連年虧損但營業規模卻逐年擴張之不合理現象，再加上該公司係屬上櫃公司，財務資訊相當透明，集團企業整體獲利的結果，對映子公司的虧損，更益增其大陸子公司的移轉訂價風險，而其主要癥結則在於投資規劃之初未以企業功能與風險承擔的角度制訂內部價格訂定機制，另外，對於長駐中國大陸的台籍幹部的個人稅負問題，亦因未依循現有法令規定，而平添個人之租稅風險。 藉由兩岸法令與移轉訂價等相關文獻的探討，在瞭解個案公司營運目標及現有商業模式後，本研究透過企業內部價值鏈功能與風險分析，為個案公司釐清該集團中各企業定位，在經過產品特性、商業模式與成本型態評估後，本研究認為在本個案中成本加價法是可以合理分配內部利潤並為兩岸政府移轉訂價所接受的計價方法，故建議個案公司以此發展常態性內部訂價機制，另外也建議個案公司降低第三地公司之成本加價率，以合理反應交易之實質狀況，再者個案公司可運用中國海關所提供之保稅物流中心的視同出口之功能，以節省運送成本，最後建議個案公司協助長駐大陸台籍幹部依法申報納稅，以降低個人在中國大陸所承擔之租稅風險。

本研究主要探討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對其公開舉債與銀行借款餘額之影響。其著眼點乃在於過去關於公司公開舉債與銀行借款決策的相關研究，大多以資訊不對稱的觀點來分析上市公司如何決定其舉債來源，鮮少針對內部人對控制權的考量對公司舉債決策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除了考量影響舉債決策的資訊不對稱成本與發行成本外，並將不同的股權結構變數納入模型中，嘗試分析不同的股權結構變數與公司舉債決策間是否具關聯性。 本研究採用四個股權結構變數：董監持股比率、內部人持股比率、非關係企業法人持股比率以及家族因素，分別驗證其對公司直接與間接舉債決策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 1.董監事持股比率、內部人持股比率與銀行借款比率成負向關係，與公開舉債比率成正向關係。內部人為了維持其控制權的優勢，避免將公司內部資訊透露給外部人，在選擇其舉債來源時，會傾向於採取監督機制相對較弱的公開舉債方式，而避免向銀行借款，藉此降低銀行的監督制衡力量。 2.考量內部人與董監事持股後，家族公司與否對公司舉債方式的選擇沒有影響力。顯示內部人持股與董監事持股已能完整表達股權結構對公司舉債決策的影響，家族公司對控制權維持的態度與其他公司無異。 3.非關係企業法人持股率與銀行借款比率成負向關係，與公開舉債比率成不顯著的負向關係。由於機構投資人的專業知識較一般散戶投資人高，對於公司的監督機制也較強，因此，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率高的公司，其經營者基於維持控制權的考量，會傾向減少銀行借款，以避免另一股監督力量介入公司經營。 4.其他控制變數： （1）代表成長機會的營收成長率、與銀行借款比率成正向關係，顯示因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負債代理成本愈高的公司，傾向於向銀行借款以降低其成本。 （2）固定資產比率與銀行借款比率成正相關，與公開舉債比率成負相關。由於固定資產比率可代表資產清算價值，以及公司產生資產替代的代理變數，實證結果顯示清算效率的考量大於資產替代可能性的考量。 （3）資產規模與公開舉債比率成正相關。發行成本具有規模經濟的特性，故規模愈大的公司愈會傾向於公開舉債。

市場自律是保險市場監管的重要部分之一，可有效提高監管效率，保障整個保險業持續健康發展。在大陸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體系下, 已正式將建設市場自律機制提上日程，以充分發揮市場自律之作用。所以目前大陸保險市場是否存在市場自律是個值得研究的議題。 本研究以2010年至2015年間大陸產壽險公司數據為樣本，通過分析償付能力充足率、保險投訴等变数與保費收入、退保率間的關係，來衡量大陸保險業是否存在市場自律。實證結果發現各变数對保費收入有一定影響，對退保率無明顯影響，且關於風險變動對保險需求變動影響之結果最不理想，即消費者對風險變動狀況的敏感性並不高，表明大陸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場自律，但作用較弱。 / Market disciplin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insurance supervis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and guarantee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Under the China Risk Oriented Solvency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discipline has been formally put on the agenda to give full play to it. Therefore, the existence of market discipline in China’s insurance market is a topic worthy of study. In this study, to measure the existence of the market discipline, we use the data of the property and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15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lvency margin ratio, insurance complaints, etc. and the premium income and termination rat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ose explanatory variables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premium income, but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termination rate. Additionally, the result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a change in risk on the insurance demand is not as predicted, namely insurance consumers are not sensitive to the change of risk. The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nsurance market of China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market discipline, but the effect is not very significant.

高頻率交易在近年已漸成為全球趨勢，在世界各主要交易所的交易型態中都占有相當的比例。高頻率交易雖因係非僅有單一策略型態的套利行為，而目前尚未有明確之定義，然簡言之，其係指於毫秒等級的微小時間內，利用複雜的計算機運算系統挾帶速度優勢來進行迅速探測出市場上股票或期貨微小的價格差異並從中套利之交易模式。高頻率交易的特性是「交易頻繁，但每次獲利微薄」，且通常是當沖交易。然而，此種立基於快速撮合的逐筆交易制度以及資訊軟硬體設備進步而生之新型交易模式，除能帶來增加交易市場流動性、促進市場活絡等優點以外，亦藏有使股市因無意向成交而產生劇烈波動或造成市場秩序不公平等風險，如著名的美國2010年閃電崩盤即為一例。 我國證券市場的交易制度幾經更迭，現行所採之集合競價的撮合間隔時間一路從20秒降至現行的5秒，然仍遲未採行各國趨勢之逐筆交易制度。現任證交所董事長施俊吉對此也於2016年12月13日受訪時指出，集合競價交易方式已屬老式且落伍，逐筆交易已水到渠成，運作尚有賴券商業者大力配合。只要券商準備好即可隨時啟動。 證券交易市場首重公平性，此於我國證券交易法立法目的即可觀之。我國雖因未採行逐筆交易制度，目前尚未面臨高頻率交易之挑戰，然於可預見之未來，我國實施逐筆交易制度後，高頻率交易的產生以及比重無可避免地將有隨之增加之可能。此時我國證券交易市場所將面臨的，即高頻率交易究竟有無促進市場效率、抑或破壞市場公平性；以及我們又該如何將之規範以兼顧市場整體利益與投資人保護等考驗。 本論文以現行我國交易制度的發展動向為脈絡，並以未雨綢繆之角度初探高頻率交易此一議題，藉參考他國就此交易模式之制度與規範方向，自我國現行證券交易法之制度下進行檢視及討論，藉此試提出於我國推行逐筆交易後，發生高頻率交易時之相關配套建議以及對投資人的保護措施，做為我國日後實際推行逐筆交易制度與高頻率交易時之參考依據。 / High-frequency trading (HFT) has become a global trend in recent years. It accounts fo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in the world's major exchanges. HFT is not only a single strategy for the type of arbitrage behavior; hence, there is still no clear definition of it. But in short, it refers to a type of algorithmic trading characterized by "frequent transactions with minute profit". Despite the benefit of increasing the liquidity of market and promoting market activity, it also has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interfering the market order and the risk of unfairness. The well-known case, Flash Crash, of America in 2010 is so one example of HFT. The securities market trading system of Taiwan, Call Auction, has changed several times. The interval of the auction collecting and matching time has been all the way from 20 seconds down to the 5 seconds in current. But the final goal, Trade by Trade Matching transaction, has not yet been adopted so far. In December of 2016, the current chairman of Taiwan Stock Exchange said that Call Auction transaction is now old-fashioned and outdated, Trade by Trade Matching transaction has become a matter of course. Trade by Trade Matching transaction is just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and it’s ready to launch as long as the brokers are ready. Fairness is the first priority in securities market. While Taiwan has not yet adopted the Trade by Trade Matching transaction and has not yet faced the challenges of HFT, Taiwan will no doubt implement it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nd theref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appearance and the proportion of HFT in our market will be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HFT will be faced with whether it will promote market efficiency or undermine the fairness of the market. How should we regulate it and how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and the overall benefit of our market will also become our tests. This thesis tak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urrent trading system in Taiwan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probes into the issue of HFT from the view of precaution. By referring to the trading system and regulations toward HFT of other countries, this thesis try to propose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investors and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of marke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de by Trade Matching transaction and the embracement of HFT in Taiwan.

交易所在證券市場中的監管乃是對上市公司監督的第一道防線，其紀律處分措施更是警示市場參與者的重要資訊。本文以中國深圳交易所誠信檔案中對上市公司監管的處罰與處分公告進行分析，實證結果發現交易所的紀律處分事件公告後，市場並不會有顯著的反應。再者，企業的監督治理機制能夠補捉與偵查到企業發生交易所紀律處分的可能性。最後，研究進一步發現交易所的紀律處分將有助於改善企業的財務報導品質。 /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 in firm supervision is a stock exchange regulatory enforcement, and its disciplinary sanctions convey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stock market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thus examin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disciplinary sanctions on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This study also uses disciplinary penalties found in credit record file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tock exchange regulatory enforce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irms with disciplinary sanctions have no reaction on stock price.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finds that 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s can explain a.) occurrence of disciplinary sanctions in a given firm, and b.) probability of detecting stock exchange regulatory enforcement. Finally,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disciplinary sanctions significantly improve firm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巴塞爾資本協定是一個非強制性的國際銀行監管制度，若世界各國均遵照此協定，能夠提升各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進而降低國內與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然而，在其非強制性的本質下，有些國家的實行程度相當高，但有些國家實行程度相當低，本論文的核心問題在於理解世界各國實行巴塞爾資本協定的差異。本論文採用國際政治經濟理論中的理性選擇理論，以一個簡單的國際與國內政治壓力模型，描繪出各國政府試圖降低銀行監管規範所帶來的國際與國內政治成本總和，以求得最適化的金融監管規範。 根據此模型的內涵，本論文假設：若一個國家是個經濟強權、與全球經濟市場的互賴程度低，且擁有一個弱勢且較無法隔絕國內政治因素的行政體系時，該國的巴塞爾資本協定通常較低；若一個國家並非為經濟強權、與全球經濟市場的互賴程度高，且擁有一個強勢且較能隔絕國內政治因素的行政體系時，該國能實行較高程度的巴塞爾資本協定；若一個國家是個經濟強權、與全球經濟市場的互賴程度低，且擁有一個強勢且較能隔絕國內政治因素的行政體系時，該國較不受到政治壓力的影響，因此能夠自行決定巴塞爾資本協定的實行程度；若一個國家並非為經濟強權、與全球經濟市場的互賴程度高，且擁有一個弱勢且較無法隔絕國內政治因素的行政體系時，該國將部分實行巴塞爾資本協定，且將帶來相同程度的國際與國內政治壓力，以最小化政治壓力之總和。 在實證分析部分，我採用並分析了涵蓋91個國家，從1973至2005年的時間序列資料，以及一份涵蓋150個國家的問卷資料，以進行量化迴歸分析。此外，我針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銀行監管制度的變遷，進行兩國的個案研究與比較，其資料包括第一手的訪談，以及第二手的統計、學術研究、媒體報導、與專家評論等資料。量化與兩個個案的實證結果支持了本論文的核心論點。 / This dissertation seek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y some countries comply with high level of Basel Accords while others ignore this global governance regime. It adopts a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at treats a government’s bank regulation preference a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shows that if a country is more economically powerful (weak) or less (more) economically interdependent on global markets, and has a weaker (stronger) executive branch that is unable (able) to shield itself from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it is more likely to realize lower (higher) level of Basel Accords. If a country is powerful or not economically interdependent on global markets, and has a strong executive branch, it has more leeway to decide the level of bank regulation. If a country is weak or economically interdependent on global markets, and has a weak executive branch, an equilibrium level of bank regulation will cause equal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that minimize the aggregate pressure. For quantitative tests, I collect time-series data covering 91 countries from 1973 to 2005, as well as a cross-national survey dataset covering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In addition, I conduct two in-depth case studies of China's and Taiwan's changes of bank regulations since 1980, which rely on first hand interviews and second hand data.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ults support political pressure hypothe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