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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4865号 / 法博第298号 / 新制||法||180(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曽我 謙悟, 教授 建林 正彦, 教授 待鳥 聡史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共和肇建之初，1912年由狄葆賢創辦的《佛學叢報》，體現了傳統到近代的轉變過程：一方面保存了與傳統關係的連續性；一方面受到近代的衝擊而產生了突破傳統的非連續性。本研究首先分析「佛教與國家：近代國家建構對佛教經濟基礎的挑戰」，探討中國佛教界面對清末以來廟產興學帶來的壓迫，與民初臨時約法規定人人有信仰自由的條文，突破了以往「被動」且不問世事的「山林佛教」，轉變為積極爭取該有的權利，「主動」參與社會事務的「入世佛教」之型態。接著討論「知識轉型：佛教歷史的近代書寫與歷史觀之形成」，審視近代中國佛教受到日本明治維新借鑒西方史學方法論的影響，開始運用社會科學的寫作方式撰寫近代中國佛教的歷史，傳統的宗門與判教的撰寫型態，轉型成具近代通史性質的歷史分期寫作方式。最終視察「信仰轉型：佛教信仰認知的重新建構」，理解佛教為回應近代新思潮的衝擊，讓信仰的根基能免於摧毀，外在尋求學習新式科學的方法，內在也回溯至傳統佛學中找尋因應之道，內外交織形成了近代佛教信仰的轉型特色。藉由佛教與國家、知識，以及信仰這三大議題，理解近代佛教在清末民初新舊交替大時代的環境中，面對國家政治文化的變遷，與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術研究成果的影響，藉此思考佛教近代轉型的現實意義。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0143号 / 法博第208号 / 新制||法||159(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伊藤 之雄, 教授 唐渡 晃弘, 教授 奈良岡 聰智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文研究主旨，在於透過一位變法思想家馬建忠的研究，了解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中 國近代化運動中的表現和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 本論文所採取的文獻資料，就一手資料而言，除了馬建忠本身的文集『適可齋記言記 行』外，還包括清代檔案、奏摺、各家文集以及日記等。在二手資料方面，則利用與 本文有關的中、日、韓以及英文等各種資料。研究方法，則以史學方法來收集、考證 資料，經歸納、分析和綜合後，再組合敘述馬建忠整個維新主張的內容。 本文共計十萬餘字，分為五章。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概述馬建忠所處的時代背景，介紹前人對馬建忠 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敘述馬建忠的生平和經歷，以了解他的維新主張的形成背景和其實踐。 第三章根據馬建忠的著作分析馬建忠對於外交、教育文化方面的改革意見。 第四章對以「富民說」為主的經濟方面和以海軍建設為主的軍事方面等相關改革主張 ，加以探討。 第五章結論，探討馬建忠維新主張的特色，並評價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 透過本研究，有助於了解在國家危亂中的知識分子的角色，進一步了解清末整個近代 化運動。

在日本近代歷史上，廢藩置縣結束了日本長期以來的封建割據局面，為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奠定了基礎，並利於明治時期日本政府各項措施順利施行，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日本轉變為統一國家。廢藩置縣不僅加強政府中央集權化，有利於往後社會經濟的發展。 　　另外，在當時時代背景相當嚴苛，甫從德川幕府轉變成明治新政府時，歐美國家正虎視眈眈注視著日本，日本既要維持主權獨立，也面臨著如何讓日本變成近代中央集權化的國家。同時在政治整合上，對於以藩為基礎而成立的明治新政府而言，將藩體制廢除，實為困難至極之事。1871年開始，長州藩和薩摩藩兩勢力的領導者，分別是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以實現中央集權國家為共同的大目標，進行政府改革。 　　本論文先就戊辰戰爭論述維新政權之確立為廢藩置縣背景，藉由版籍奉還以分析木戶與大久保之改革意圖。繼而就新政府領導者們，以中央集權化為目的所推行的廢藩置縣，分別探述其政治過程與立場。以日記、歷史文獻之說明與分析為輔，探討維新政權的內部為主，透過這些史實循序漸進的針對廢藩置縣斷行的過程和原因加以說明及探討。本論文之研究目的主要欲探討木戶孝允與大久保利通於廢藩置縣實行的構想。

中國與日本早在1866年就接到法國邀請參加1867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日本幕府組團參展，而中國的滿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搪塞，並未組團，到了1873年方由海關洋員組團參加奧國舉辦的「維也納世界博覽會」。另日本明治政府於1877~1907年間共舉辦六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而中國卻遠落後30多年於1910年方首度舉辦等同規格的「南洋勸業會」，是什麼因素造成彼此間博覽會發展的延誤落差？有鑒於這方面的研究較少且深度尚淺，另有鑒於中日兩國現代化也有類似延誤落差的研究，大多限於某些狹小範圍的努力，可惜少了整體的解釋，我們需要一個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綜合觀點，以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本論文以中日兩國參與世博會事業進行案例研究(Case Study)，並兼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方法上以歷程分析法(Process Analysis)，除了要分析影響博覽會事業成敗的關鍵活動成員(Player)，在接觸意會、參展學習及引進實做過程中的認知、能力與經驗之外，還要掌握關鍵活動成員和博覽會引進過程是被鑲崁在社會脈絡(context)，一些地理、經濟、社會、政治及文化等脈絡因素不容忽視。企求能從綜合的觀點進行歷程分析，釐清兩國博覽會事業落差，進而以此綜合觀點討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

日本自古以來便自外於中華朝貢制度，為東亞之異例。至明治維新後，中日兩國外交糾紛不斷。近代中日間最初之外交衝突為台灣事件。中國因此事件察覺到日本之野心，開始提防日本。其結果，反刺激日本國內之強硬論者，兩國開始步向衝突。日本面對中國此一大國，不論是作為競爭對手，或是侵略對象，開始積極關注中國政治發展之動向。特別在引發中日甲午戰爭的朝鮮問題上，日本著力最多。本論文想一探甲午開戰前日本人對中國觀點的變化。 當時日本發行多份報紙。各家報社有其不同政治立場，其社論亦各有趣旨。筆者認為由報紙研究日本的對中國觀點，確有其價值。因此，本論文主要使用之史料為明治時期之報紙，以學界先進之研究為基礎，想由新聞報導中找出當時日本之對中國觀，再將報導中的對中國觀與當時日本政府之對中國政策比較分析，藉以探究日本政府之對中國觀。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由1873年起，至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為止前後共21年。清日修好條規並未為中日雙方帶來長久的和平，隨即兩國外交關係日漸惡化，到甲午戰爭之時互相敵視終至無法挽回。本論文之目的是想探討日本輿論、政府與知識份子從清日修好條規到甲午戰爭這段期間，他們對中國觀點之轉化，究竟對兩國關係起了什麼樣的影響；關鍵何在？ / Japan was a unique state in East Asia because it kept away from the Chinese tributary system. Therefore, Japan had diplomatic issue with China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first diplomatic issue was the Taiwan problem. After this affair, China noticed Japan’s ambition of oversea expansion and began to take keen interests in Japan’s ambitions. On the contrary, this result leads to conflict between both countries by the motivation of the Japanese domestic debaters. Consequently, Japan also viewing China as such a powerful country begun to observe it as a competitor or a target for invasion. Especially due to the Korea problem, which caused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lasted for a period of over 20 years. And it is this situation and period that I want to conduct my research on by viewing the Japanese view of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A lot of newspapers were published in Japan at that period. And each one had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editorial intent. And I think Japan’s view of China as portrayed as in the newspapers of that time has its own value. So I intend to use the newspapers of the Meiji era 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use the senior researcher’s study as background. I hope therefore, that I can find out Japanese view on China in the newspapers. In this case, I want to compare the newspaper’s view of China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view to analyze the whole Japan’s view of China. This thesis looks at the period from 1873 to 1894, which is from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Qing Empire and Japan Empire to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hough a treaty has been signed, peace was still limi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two countries’ emotions to each other wer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Finally the two countries antagonized to a situation that could not be repaired.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how the Japanese newspaper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highbrow’s view of China changed in those 21 years between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Qing Empire and Japan Empire and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9世紀末清日戰爭是日本於近代以來首次在國際間獲得絕對順利並取得殖民地的一場戰役。日本由馬關條約取得領有台灣的合法性，而由日方主導的條約內容與風格並非完全來日本自身的傳統或習慣，乃是借重明治維新的成果，取信於西方傳統。因此，欲討論馬關條約之所以出現國籍選擇去就條款勢必從19世紀之前的國際情勢談起。 本文溯及歐洲的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崙戰爭，其影響下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成為19世紀風潮，致令19世紀初期起的領土割讓條約通常規定個人有權選擇國籍的條款，以及賦予被割讓的領土內的居民透過選擇而能夠保持其原有國籍的條款。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大量學習西方化，而西方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也逐漸被日本吸收而應用在國際外交上，馬關條約就是其中一例。馬關條約中明示台灣人在兩年內（1895～97年）可選擇放棄日本國籍、任其變賣財產離去，然台灣人最後卻僅有0.16%的人離去，相較於在割讓之初台灣民主國的激烈抗日，顯然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