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學者在研究北洋政治時期的政治史時，或許由於意識型態的關係，認為軍閥主政本身就是一件負面的事，常常預先做了價值判斷，而導致多從批判的角度切入。對於北洋政府時期的描述，也多在軍閥間的權力鬥爭，大小戰役，和國際關係之間為主，對於此一時期人物的研究，也較多關注於各大軍閥領袖，或是革命派人士身上，甚少將重點放在此時的國家元首－大總統上面。本文從制度的角度出發，分析在臨時約法、新約法、曹錕憲法等不同的時期之間，總統與國會、國務總理及軍閥之間的關係，對於總統權力的大小及運作有何影響。 研究發現，北洋政府時期的總統權力，在初期袁世凱執政的時候是由小而大的變化，經過一連串有計畫的步驟，其權力在廢棄臨時約法，實施新約法後達到最高峰；在曹錕執政的時期則次於袁世凱時期，因為他掌握了軍閥的主要勢力與國會的多數，而且曹錕憲法中總統的權力也較臨時約法中略大；其次是徐世昌執政的時期，雖然他為文人出身，但他能周旋於各大軍閥之間，從中取得平衡並適時的施展自己的主張；黎元洪與馮國璋執政的時期則是權力最小的，在有一個強勢國務總理的狀況下，大部分的政治權力都被總理所掌握，此時的總統最為符合虛位元首的特徵。

共和肇建之初，1912年由狄葆賢創辦的《佛學叢報》，體現了傳統到近代的轉變過程：一方面保存了與傳統關係的連續性；一方面受到近代的衝擊而產生了突破傳統的非連續性。本研究首先分析「佛教與國家：近代國家建構對佛教經濟基礎的挑戰」，探討中國佛教界面對清末以來廟產興學帶來的壓迫，與民初臨時約法規定人人有信仰自由的條文，突破了以往「被動」且不問世事的「山林佛教」，轉變為積極爭取該有的權利，「主動」參與社會事務的「入世佛教」之型態。接著討論「知識轉型：佛教歷史的近代書寫與歷史觀之形成」，審視近代中國佛教受到日本明治維新借鑒西方史學方法論的影響，開始運用社會科學的寫作方式撰寫近代中國佛教的歷史，傳統的宗門與判教的撰寫型態，轉型成具近代通史性質的歷史分期寫作方式。最終視察「信仰轉型：佛教信仰認知的重新建構」，理解佛教為回應近代新思潮的衝擊，讓信仰的根基能免於摧毀，外在尋求學習新式科學的方法，內在也回溯至傳統佛學中找尋因應之道，內外交織形成了近代佛教信仰的轉型特色。藉由佛教與國家、知識，以及信仰這三大議題，理解近代佛教在清末民初新舊交替大時代的環境中，面對國家政治文化的變遷，與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術研究成果的影響，藉此思考佛教近代轉型的現實意義。

回顧國內學界，有關於平政院或其裁決案的研究極為少見。有者亦多屬負面評價，例如在少數早期的研究文獻中，陳顧遠氏謂：「平政院設於北平豐盛胡同，內分三庭，是一個清閒機構，每年所收的案子不到十件，各方對其地位都不重視．．．．平政院便有了一個眾人皆知的黑名----貧政院。」學者吳庚氏謂平政院：「此種不中不西的體制，其實際運用的情形，並不理想。」「此一制度在當時政治局勢及社會環境之下，未曾發揮功能，僅屬聊備一格而已。」有關平政院的運作或裁判事實為何，則不見有何深入探究。 另外一面，學者林紀東氏研究清末民初中國法制現代化，在比較民國初年新舊二行政訴訟法（民國三年七月二十日公布者與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者）後指出，現行的修正前行政訴訟法乃受到民國初年的行政訴訟法的影響。民國初年的行政訴訟法，就當時的情形而言，甚至有許多進步的規定。 為何會有上述二種不同見解？論者對於平政院負面的評價，推究其原因，應與平政院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本文以為，上述對平政院的疑問，應就其裁決案觀察，方得論斷。 《臨時約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宣示了中華民國應該是一個民主共和國，這也是清末革命派人士所企求建立的國家形態。本文試圖從平政院的裁決案出發，以「建立法治國」為主軸，對民初「民主共和國」實踐的情形進行分析。 本文就平政院裁決案予以類型化，分析平政院審理的實態。發現民國初年，在無法律規定下的行政，行政雖獲得較諸裁量、判斷餘地為大的自由。不過，在法律根本未有規定的情況下，是否即表示行政官署享有廣泛裁量權？從平政院有關行政裁量權的審理結果觀察，答案未必盡然。 平政院最大不足之處，乃在對命令、法律的合法性及合憲性審查之不足。依臨時大總統於元年三月十一日，下令宣告暫行援用前清法律云：「現在民國法律未經議定頒布，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牴觸各條應失效力外，餘均暫行援用，以資遵守。」此一大總統令，雖然使得法院取得審理依據。從本文第三、四章的分析顯示，平政院的審理法源依據，乃立基於一種假定，假定「法律乃主權者的命令」。準此，不難說明為何在裁決案裡，處處可見「呈准」、「成例」、「草案」、甚至是「省法規」作為審理的依據。惟自始而終，卻未見平政院反對見解。 行政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權力，行政權擁有其自身之任務、其獨立之正當 性，以及其自身之手段及程序，以履行其法定任務。若癱瘓行政權的結局產生，固有不妥，法治國家的原則中並不促成行政的癱瘓。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論，國家權力的控制亦是十分重要，權力控制可以改善國家的決定行為，透過司法審查，能促使權力控制的功能乃係依法令標準而行。民國初年，雖然基本法制、各家見解均肯定公益概念得為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但從本文分析顯示，透過一般法律原則概念的作用，平政院相當程度的發揮了權力控制的功能，至少難謂「駁回法院」。 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有悠久的歷史文化，要一旦改弦更張，來適應新法律所創造的一切，當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不論從歷史法學派或社會法學派，許多法律，不能發揮真正法的效力，就是因為沒有在人心上建立穩固的基礎。這種現象，不獨在中國存在，在其他國家亦在所難免，尤其在社會動蕩急劇之際，更不足為怪。以此而論平政院裁決案，其審理案件數量或裁決品質，容有不足。惟平政院的努力與成果，應得正視。 ● 關鍵詞： 平政院、法治國、行政裁量權、一般法律原則概念、裁決、民國初年、臨時約法、行政救濟、行政訴訟法、行政法院、平政院編制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