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小說影響當時臺灣文人深遠，除了書房教育與報刊上轉載作品，蘭記圖書部大量引進、販賣，並在《三六九小報》上刊登廣告，宣傳中國通俗小說。傳統志怪小說的思維與寫作方式，在當時的創作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形成互文的關係，相關作品散見在日治時期的報刊之中。 筆者檢視日治初期臺灣報刊，發現部分小說創作仍根植於中國傳統小說的基礎上，以「續衍」或「續書」作為主要方式，進一步「再創作」。所謂文學「續衍」之作，通常載有前人的聲音，甚至進一步開發新的文化議題，日治時期臺灣報刊上的神怪小說，仍多符合傳統說部的志怪形式，不脫「繼承」與「創新」的文學規律。本論文探討小說題材、主題思想、人物形象、話語的繼承與改寫、作品情節結構的類似性，或主題意識的相異性等議題，藉此觀察日治時期臺灣報刊神怪小說的「續衍」現象。續書作者透過小說「形塑」或「再現」現實世界，與當時的文化語境對話，以原著為基礎，衍生為屬於臺灣本土的時間、空間和情節，成為一種「續衍」的文學記憶。 除此之外，當時的有識之士，大力抨擊怪力亂神、迷信的陋習，並利用報刊上社論與小說的普及性，達到啟蒙社會的功用。反映當時臺灣社會複雜、多元並進的生活型態。傳統文人為了在新與舊的抗頡之中取得平衡，不僅批判舊習俗中的陋規，也反思太快的現代化，在臺灣造成的種種亂象。觀察在報刊上連載的文本，可以看出臺灣文人承襲中國小說的傳統，便使其產生變貌，成為一種在地的詮釋觀點，見證了當時臺灣的現代性與在地性。本論文找出上承中國志怪傳統的證據，更進一步以續書理論、時空的變遷、報刊特性等等觀點，釐清臺灣傳統文學與中國的延續關係，建構屬於臺灣本土的「神怪敍事」。

王韜（1828-1897）一生經歷與著作豐沛多元，其《遯窟讕言》、《淞隱漫錄》與《淞濱瑣話》三部志怪小說，歸屬於小說史上《聊齋誌異》續書脈絡；然而相對於王韜在近代思想史、報刊史等領域研究成果之豐碩，其小說相關研究至今仍猶顯單薄。在思想領域上被認定為新式知識份子，且各式文類兼擅的王韜，為何在晚年陸續撰寫、出版志怪小說集；其寫作動因為何、特質為何，如何回應志怪書寫譜系及自身學思經歷、時代變化，誠為本論文最初發想之問題意識。是故，第二章先自王韜志怪小說書寫動因進行探論，針對其自詡為「聊齋替人」之特徵，就蒲松齡、王韜生命歷程的同與異，及王韜對蒲松齡的承續與新衍進行討論。承此，第三、四章則分別自王韜小說的題材交織與人物圖景兩大面向論述，觀察王韜在志怪體裁的承續下，如何轉擬時事、經歷，賦予其小說書寫個人化特質；在人物群像的勾勒上，續衍書寫之特質又將如何呈現，如何衍異。第五章則以前行數章觀察為基礎，探討王韜於志怪小說書寫中自我形象的逐次建構，以及三部作品間書寫動因、內容與意旨的微型流變。第六章則總結本論文之研究成果作一回顧與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