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結構到宋代產生了諸多變化，魏晉以來門第貴冑漸被新興士人階層所取代，人口與識字率都有成長，工商業、農業等方面都呈現繁榮。但是宋代，尤其是南宋社會亦面對各類問題，就民生來說，災荒救濟與農村信貸尤其亟待解決，中央因而積極制訂濟貧扶弱的各種救濟政策。而在此同時，南宋的救濟事業也呈現地方的主動性，民間自辦的社會救濟甚多。這種情形究竟是中央將權力下放，抑或民間力量的擴張？在濟助事業的推動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是如何互動？ 　　雖然關於中國災荒與社會救濟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是我們對南宋救濟事業的瞭解，多半集中於制度層面或單一濟助機構，對於社會救濟的動機、運作過程、實際效果仍瞭解有限，對道學人物、家族、官府等在濟助過程的角色等探討亦有限。近來學界已逐漸注意到這個主題的重要性，以家族史的研究而言，學者對於家族發展策略的問題關注頗多。一般認為，宋代的部分家族，例如四明地區的一些家族，不僅注意家族內部的經營，也重視對外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社會公益活動的參與，以塑造個人與家族發展的有利條件。黃寬重對於四明地區樓氏家族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士人、家族間的交誼可能增強了鄉里意識，而更重要的是，鄉里意識得以透過士人、家族間的網絡而實踐。換言之，個人間的人際網絡成為一個鄉里「社會」活動的現實基礎。 當地諸多濟貧組織的出現及與官方濟助活動的運營，學術群體與家族間的人際網絡便是當中重要的關鍵，這也是宋代濟貧事業官營、民營性質難以區分的原因。要瞭解家族人際關係的發展，學術群體的互動乃至地方意識的塑造，都需要做細部的考察。因此選擇一個地區，藉由當地災荒成因與解決之策，以及人際關係在當中的互動，以觀察與瞭解宋代救濟事業的運營，當具學術意義。而本文選取建寧地區作為考察對象，原因在於福建在宋代之前一直被視為落後地區，地方官多不喜赴任。建寧地區位居閩北山區，發展又較為遲緩。宋代之後，福建經濟日益發達，中央統治也逐漸深入福建，另方面，理學大師朱熹(1130-1200)於建寧地區提倡文教及書院教育，這些改變逐漸打破了建寧地區的封閉性，官方與民間互動漸頻。 考察一個在宋代時期地方文化逐漸與官方文化合流的地區，以瞭解宋代救濟事業中官方與民間力量的互動，應具有歷史意義。此外，宋代之前，中央力量難以鞭及建寧地區，而幾次移民者遷入當地的動機又緣於避難，促使當地家族凝聚力甚強，並形成以土豪大族為領導核心的社會結構。 原本便十分重視及標榜家族的建寧地區，在宋代儒學重視宗法、強調敬宗收族觀念的影響下，家族在當地仍相當重要，家族型態逐漸轉變。而業儒家族與學術群體的增加，對於當地的濟助事業，則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因此，研究當地社會結構、家族意義的轉變，進而探討道學網絡與人際關係對濟助事業的影響，亦可對宋代家族的社會活動參與與人際關係發展，有更清楚的認識，這也是選取建寧地區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之一。 　　基於前文所提的研究動機及方向，本文在章節結構上除緒論及結論外，共分三章： 　　第一章將以建寧地區的農業及經濟發展變化為背景，探討災荒之際其所面對的問題及臨時性的解決之策。一方面用以瞭解建寧地區各項長期性社會救濟制度產生的原因，一方面希望能窺見南宋商業與市場經濟所出現的變化。 　　第二章則延續前一章災荒問題與解決之策的主題，從建寧地區具體救濟機構：倉儲、安養、拯疾、撫嬰、代掩屍骨等機構的運營，觀察中央荒政在建寧地區的落實情形，以及描繪當地官方與民間在籌辦荒政措施的過程。 　　在對於建寧地區災荒問題的形成、臨時性權宜措施以及長期性救濟制度有所瞭解後，第三章將以家族的角度切入，針對濟助工作背後參與救濟者的濟助理念以及人事運作作深入的探討。當中，建寧地區家族型態的改變、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宋代理學於當中扮演的角色都是探討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