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我們對原住民社的認識，最多僅停留在不論是清國或日本時代，政府為管理原住民所住居的聚落，因而仿照平地的民庄制度所設置的行政單位。但這些戶數可能不多且又位在蕃界內的最基層單位的社，也可能因治理的需要或發生重大事件的影響，有所增減，甚或編入不同的行政區劃中。本文將試圖從過去的紀錄與調查，瞭解賽夏族各社社勢及對外與官署互動的情形，或使從事的經濟活動更為具體。讓社此一體制，不僅是存留在戶口調查時方便計算人口的單位，同時亦可作為瞭解原住民過去生活的途徑之一。

本文主要目的在研究蓬萊村賽夏族部落產業從日據時代迄今的變遷與適應，除了建立「部落產業誌」及「各項產業變遷史」之外，更以之為材料分析歸納出影響產業變遷的內外部因素，並如何影響、影響的層面與程度又是如何。由於自日據以來，臺灣原住民的發展便深受國家統治機關的左右，因此評估「政府的原住民施政」究竟對蓬萊賽夏部落產業發展帶來如何的影響，是本文的論述重點。 蓬萊村的賽夏族聚落在日據中期確立基本樣貌，因殖民政府的統治政策及自然條件限制的原因，賽夏族人難以持續日據以前就有的「採樟製腦」業，也非保持傳統完全自給自足的「山田燒墾」、「狩獵」、「採集」並存生業，而是發展成「旱作燒墾」以及「水稻定耕」並存的農業生產。基本上雖仍維持自給自足，但小規模、低度的商品經濟也同時存在。 民國40年代因「煤礦業」、「林業」興盛的緣故，市場經濟體系侵入日深，產業結構開始變遷。「勞動力商品化」導致「生計農業」衰退，雖引進「經濟作物」種植，但也因族人對「農業市場」的不熟悉以及農業的收益普遍偏低，而難以穩定發展。因此，直到民國70年代中期，從事「林工」賺取貨幣一直都是族人最主要的生產活動。 70年代中期以後，因為「伐植林業」式微，加上政府開始輔導部落經濟農業，使部落勞力逐漸回流農產業，目前農業生產的項目主要包括高冷蔬菜、香菇、花卉以及一些流行的特用作物，如「明日葉」、「冬蟲」等。民國80年因政府推廣「山地民宿」副業，部份族人開始投入民宿經營。此外，受平地人經營鱒魚養殖及餐飲、小木屋等休閒觀光業的影響，少數較具條件（有足夠的資金、土地等）的族人於是投入此產業。因此，目前部落以「經濟農業」、「民宿」以及「餐飲觀光業」等三大類產業為主。 部落產業的發展與變遷除了深受「政府施政」影響外，「平地商人」對於引進市場經濟體系，新作物、新技術甚至新產業，也有不小的貢獻；「現代社會關係網絡」則開拓族人的人際關係，有助於現代產業的發展；「組織或參與社團」反映出部份族人積極思考部落產業發展方向，並企圖表達自身需求與心聲，不再只是依賴缺乏效率與成效的政府輔導，而主動尋求社會各界資源的協助；而「部落內部人際網絡」不僅對於部落現代產業的發展少有正面助益，其引發的「破壞性輿論壓力」，反而壓抑個人發展產業的積極動機。 「政府的施政」除了對部落產業帶來正面、積極的意義外，其所潛藏的「行政障礙」或執行過程的缺失，也同時對部落產業的發展帶來負面要件。這些負面要件可歸納為「法令規章不健全」、「設計規劃威權化」、「執行體系不健全」、「執行方式僵化且不當」以及「營運組織不健全」等五大問題。這些問題的交互影響下，使部落產業的發展往往不如政府規劃輔導預期，也限制了族人發展產業的期望。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觀察、記錄並分析台灣原住民賽夏族傳統祭典--祈天祭 (a'uwalr) 之儀式過程，以及賽夏族以此傳統祭典為背景所展現的種種信仰面相；首先以本民族觀點將賽夏族之起源及遷移歷史作--概括性敘述，以文獻與傳說並陳之方式將賽夏族歷史推向十七世紀明末清初時代。而賽夏族與道卡斯族的關係本文也以稱謂的角度探討，Amutoura 與 a--motoila 發音的雷同，可提供日後賽夏族研究一個新的方向。 其次本文完整記錄祈天祭的儀式過程，與過往學者的記錄並陳，以方便比較，而祈天祭主祭傳承系統的記錄亦具正本清源之效。在祈天祭儀式分析的討論中，將賽夏語 tatini、koko、bake 及 habun 等名詞定義，往學者的研究當中，認為賽夏族並無「神」的觀念，但如深究賽夏語 tatini 一詞的意涵及使用範圍，則可將賽夏族之泛靈信仰再予鬼靈信仰、祖靈信仰及神靈信仰等不同層次之詮釋。 祈大祭的神話源頭與雷女湘關係密切，而小米為雷女之象徵物，以往在本族內外均不被重視，本文以祭屋內小米神力傳接的角度探討，認為小米地位實不亞於現今儀式中較被重視的貝珠，甚且尤有過之。 祈天祭雖為全族性祭典，但有關祭典事務均由氏族祭團 (sa’pang) 所主導，祈天祭氏族祭團基本上是由 shawan 氏族組成，但經由血緣的連結，kas’amus 氏族亦認同為祭團成員之一，因此，祈天祭氏族祭團的社會運作模式為結合血緣關係超越地域的社會組織。而賽夏族人對於祭團內部我群／他群及儀式中我族／異族概念的分野及因應之道，本文均加以深入分析及敘述。 本文最後探討賽夏族歷經社會變遷，外來宗教陸續傳入，基督教、天主教及民間信仰對祈天祭及整個賽夏族社會所產生的衝擊及影響，並討論賽夏族人面對此一情境所為之對應，其中尤以民間信仰滲入後企圖結合傳統信仰進而整合賽夏族傳統祭典於一尊的五福龍賽堂之產生，更使傳統信仰面臨前所未有之變局，此一影響方興未艾，其發展仍應賦予關注。

本研究論文主要目的是從賽夏族tanohila:氏族日阿拐派下與其他族群（主要是客家人）接觸的過程中，探討原住民與漢人密切互動之後一般認同情形或族群意識的特質；在雙重或多重文化的認同中，是否會對自己的文化產生質疑？對自己的族群產生認同危機？是否全盤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否定文化是否就會否定自己的族群認同、有意掩飾或放棄原有的族群認同？並希望藉由本研究的討論，了解族群認同的心理歷程是否對文化的傳承有所影響，進而幫助族人正向的認同態度與行為，建立我族的認同觀念，並延續傳統文化。 其中以非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瞭解社會文化對於認同的影響，包括通婚、社會化歷程、母語能力以及祖靈祭與祭祖，在田野的訪談過程中發現能影響認同變異的部分，但是在母語能力的強弱並不會改變對賽夏族的認同。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仍有許多受訪者是很難釐清自己到底屬於那個族群，也許在身份上不得不承認自己是賽夏族人，然而「血統」卻成為質疑自己認同的主要因素，早期即離開部落，接觸異族、接受漢人的教育更加速自我與社會認同的混淆。 另外則以結構式五點量表，探討認同的心理歷程，發現認同不能單從其中一個語言或非語言的行為，或是外顯行為來判定一個人的認同，個人的通婚結果會造成心理歷程的變化，也就是說通不通婚，都不會改變tanohila:氏族人對賽夏族整體的認知，在族群態度與族群行為上，卻呈現負面影響（t值為負值），即與異族通婚的結果也造成個人在行為的準備狀態與表現於外的行為改變。族群接觸的密切程度與族群認同的強度是息息相關的，尤其是對在台灣原住民中佔有特殊地位的賽夏族來說，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族群獨特性乃從與其他族群的連結形成的。 相對於HAKKA的弱勢，在本研究中找不到被「同化」的跡象，若強要說「同化」，在這裡僅能從語言上得到充分證明，除此之外，在其他的面向，似乎也沒有得到HAKKA的真傳，因此不能為「同化」提供更有力的佐證。另外族群認同的心理歷程要遠比展現出的外顯行為對文化的傳承有更重要的影響，唯有內心達到真正的認同，才能有效建立族人的認同觀念，並延續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