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1978年以來歷經數十年的改革與對外開放，由於採取適合國情的轉軌模式，因而在維持政權的穩固下創造經濟上顯著的成長與發展。然而，雙軌制度下的漸進式改革雖然在一方面建立起進入市場經濟前的基礎，但也在另一方面帶來許多體制上的弊病與缺失。金融體系為一國經濟發展的活水來源，中國政府在其財政能力於改革過程中必然衰退的情況下，仍透過國有銀行不斷補貼與保護原採取違反比較利益發展策略的國有企業，政策性氣味濃厚的放款也在國有銀行的財務報表上累積龐大的不良債權。體質孱弱的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中介將在中國擁抱國際經濟前亟需解決的範疇。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退休養老制度一直是由國家和用人單位負責，職工基本上是不需要負擔任何養老保險費用，且採取的是現收現付的養老金籌資發放模式。此種情勢至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後才有所改變，一方面是起因於經改後企業變成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的單位，這對養老保險體制產生很大的衝擊，因為此乃一改過去“養老金在企業營業外項目列支”的模式，而使得新舊企業間養老負擔不均衡，老的企業往往因為職工隊伍太過攏長，養老負擔過重而無力支撐。中國自90年代所確立的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障制度，事實上並不是完全的現收現付制或完全的完全積累制，而是部分現收現付和部分完全積累相結合的制度。在此制度下，職工與企業均須按一定的比例繳納養老保險費用，此費用被分為兩部分，分別記入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統籌基金帳戶以及歸職工個人所有的個人帳戶，職工退休後則從此兩部分領取養老保險金。以中國現有的養老保險體制來說可謂是兼顧「公平」與「效率」。一方面，社會統籌基金是按養老金統籌地區上一年社會平均工資的20%發放給退休者的，此乃經由政府機構調配發給，用來抵銷因個人收入差異所造成的差距，因此是社會公平的體現；另一方面，個人帳戶部分除企業劃入的約佔四分之一的部分外，其餘的是退休者個人在其就職期間按規定的繳費比例，以個人工資為基數繳費並積累起來的基金，，基本上此部分的累積基金是與個人在職期間所繳交的養老保險基金相關，從而也是與個人的工資成正比，因此，這部分所反映的乃是市場效率原則。 中國自90年代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中國來說，這是其養老保險體制上的重要改革，雖然此制度改革至今仍有不少缺失，但亦有其可取之處以及可作為其他國家改革的參考價值。再者，有鑑於國內外雖有不少學者對於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頗有論著，但對於將其與其他國家的制度相比較的統整性分析則著墨較少。因此，筆者乃是希望以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為出發點，並將其與其他國家的養老保險體制放在一個比較的脈絡下，以期能使我們對中國的體制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所以基本上本文可以說是一個從「比較」觀點出發的個案研究。

本論文係以政治經濟學取徑進行1978年之後的中國報業分析。研究主旨為探討當代中國報業是在哪些條件下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又是怎樣的力量作用其中，使中國報業呈現利益格局偏向少數人的轉軌面貌？視其為’’成功’’的改革將對中國報業未來發展有何影響？文章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份說明國家對報業發展起主導作用。報紙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一部份，深受政權掌握者所控制。同時，亦受1978年之後的開放改革政策所影響。發展出調和「國家控制」與「利潤導向」的國家與市場共生結構。第二部分係從經濟體制的層面進行分析。中國報業作為體制的一環，儘管改革幅度較緩時間較慢，但隨著市場經濟在政策上的引入、擴大，無法自外的受到劇烈的衝擊。衝擊最先表現在與整體市場環境緊密結合的上游生產要素以及下游的發行流通。體制的變動決定了報社無法以自身意志為轉移，從而被捲入日漸升高的市場波動中。第三部份則在說明報業之所以向少數人利益傾斜，在於報社領導成為市場經濟下的報社經理人，同時掌握改革方案的制定與施行。因而推行以「雇傭勞動制」為核心的勞動制度改革以及以拉大差距為目的的分配改革方案。最後結論指出，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名義下，目前報業運行模式將可能進一步深化。然而基層民眾及媒介基層從業者所開始萌生的不滿、抵抗將是另一股拉拒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