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從「人」與「制度」這兩個政治學研究中至為核心的概念出發，比較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政治思想之特質，說明葉適與荻生徂徠如何在「政治優位性」的實學思維之下，賦予傳統儒學不同於主流的解釋與詮釋。 本論文在第一章指出，過去千年來儒家一直是以「道德政治論」作為解釋儒家經典的基礎，並且在儒家內部形成主流。然而，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這種情況似乎有所轉變，事功學派的興起，意味道德政治論已無法對面當前的社會政治問題提供解釋。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本來是道德與事功兼而有之者，但到了南宋卻出現特別強調事功，尤對道德心性之學不滿意，可見儒學發展到南宋，已有過度傾斜心性之學之虞，以致於事功學派必須起而反對。另外，儒學東傳日本之後，在近世日本所興起的儒學風潮也不容忽視。朱子學成為官學，其他學派紛紛成立，各自發展不同的觀點，並結合其時代背景，與日本風土民情、武士道精神，與民間信仰等，形成具日本特色的儒學。其中，古文辭學派學者荻生徂徠的思想，與南宋葉適極為神似，兩人的時代相隔五百年，互不相聞，時空背景差異極大，但思想的本質與內容頗為相通，本論文認為思想源頭可能可以追溯至先秦時代的荀子，因此在第二章第三節有所探討。 本論文第二章指出，儒家的道德政治論以人為中心、以道德化為導向、以正己正人為中心的道德優先論。這種道德政治理論認為，「道德領域」的自主性，是政治實踐的前提，政治領域的運作有賴道德領域的自發自主。準此而言，道德是體，政治是用。政治領域本身缺乏自我運作的輯邏，完全視乎道德主體的作用。這一套理論發展至宋代，在朱熹以理學為中心所建構的「德教政治論」達到發展的高峰。然後，作為反朱子學的永嘉事功學派學者葉適異軍突起，形成與朱熹、陸九淵在南宋儒學界鼎足而立的局面。葉適藉著反朱子學，將道德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先後順序顛倒過來，強調政治制度有其自我獨立運作的邏輯，不僅不需道德主體的擴充與指揮，反而認為人要在禮樂的浸潤之下才能成就其德。與葉適相較，荻生徂徠走得更遠，他完全將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區隔，認為政治領域代表公的領域，道德領域是私人領域，所以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毫不相干，將道德置於政治之外是荻生徂徠解釋儒家經典的特色之一，所以他的思想被稱為政治優位性思想，我們認為這種思想的興起，與孟子「正君心」論在「尊君卑臣」的政治體制下有其難以實現的問題有關。因此，政治優位性思想的特質往往表現為道德主體性的揚棄，並強調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本論文在第三章探討永嘉學派與徂徠學派的事功思想及其特質。首先追溯永嘉學派事功思想的淵源，然後分析該派事功思想的特點。接著，探討荻生徂徠的事功學說及其特質，因荻生徂徠是徂徠學派的開山祖，後來其弟子太宰春台等人對其事功思想有進一步的發揮，所以本章亦探討太宰春台等人的思想，以與永嘉學派作一比照。 本論文第四章針對「人」與「制度」這個主題作詳細的討論。以「道」作為本章討論的切入點。在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思想中，「道」是作為聯繫「人」與「制度」的紐帶。聖人制作了道，道就是規範一般人行為的禮樂制度。因此，禮樂制度皆出自聖人的制作，人類文化亦由此而生，因此，人類文化也是聖人所造成的，而不是經年累月的積聚生成的。本章第三節討論政治優位性思維下的理想人格，我們比較了葉適與荻生徂徠的聖人觀。第四節則以《論語》「克己復禮」章為例，探討道德優先論與政治優位性對恃中所展現的經典詮釋的特色。《論語》中的「仁」與「禮」，亦即「人」與「制度」，我們看到傳統以「仁」做為道體主體性的解釋，經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政治性解讀的轉換之後，整章的意思為之大翻轉。

本文以一貫道這個源自中國的救度宗教傳統，傳到台灣發展的歷程，以及其所展現的宗教思想與實踐，著重於組織發展、教義與倫理、以及宗教與政治社會脈絡的對話，並透過梳理這個過程，成為進一步理解一貫道宗教實踐特色的基礎。一貫道曾在台灣曾遭禁三十餘載（1951-1987），但其信仰並未熄滅，在戒嚴與遭禁的情境下生存下來，發展至今成為頗具規模的宗教。在遭禁下與解禁後的發展，一貫道的宗教實踐有越趨儒教化、強調道德教化的趨勢，本文認為這個取向是特定歷史過程與文化脈絡交織下的產物，並伴隨著政治機會結構而逐漸浮現。因此本文以「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作為觀察一貫道宗教實踐的顯微鏡，試圖掌握一貫道實踐中道德的策略性與展演性，看到信眾如何透過詮釋道德、運用道德符號與實踐道德的方法，達到延續宗教組織、獲得宗教實踐的正當性、擴大宗教社群、推廣一貫道的宗教品牌等效果。本研究主要以一貫道的一個分支基礎忠恕為主要案例，同時參考不同組線分支的案例，以期本研究有更寬廣的視野。 / The task of the thesis is trying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praxis of a salvationist religion I-Kuan-Tao (一貫道, also written as ‘Yiguandao’) in Taiwan which originates from China and inherits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and concentra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Kuan-Tao’s religious organization, doctrine and ethics, and dialogue with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society. I-Kuan-Tao had been prohibited by Kuomintang from 1951 to 1987, but the belief continued growing under the banned situation and Martial Law, and developed into a thrived religion after it gained legal status. The praxis of I-Kuan-Tao orientates Confucianism and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moral, which is a product of characteristic historical process, cultural contexts, and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The thesis develops the concept “moral politics” to describe the performance and strategy of moral in religious praxis of I-Kuan-Tao. I consider that “moral” as a maneuverable symbolic capital which further helps us to comprehe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factors. Therefore, it will demonstrate how believers maintain and reproduce I-Kuan-Tao community, gain the legitimacy of religious praxis, promote the brand of religion and subsequently utilize their agency. The thesis focuses on Jichu Zhongshu(基礎忠恕) branch as the main case, and also compares with other branches for a broader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