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報表是投資大眾據以了解企業財務體質的主要來源，然而安隆事件的發生，造成投資人依賴財務報表的信心幾近崩潰。近期國內博達科技公司在財報中有帳列現金63億元情況下，因無法償還即將到期的29.8億公司債，而無預警的向法院聲請重整，爆發財務危機事件，似乎又是一樁企業以虛飾誇大之財務報表，誤導投資人，致使無數投資人損失慘重之案例。究竟財務報表能夠表達的企業營運情況是什麼？我們到底可不可以利用財務報表，即使是經過美化的報表，看出企業有行為不軌的蛛絲馬跡？ 本研究是在傳統財務比率分析方法失效時，打算從另一個角度，尋找企業違約前之徵兆。利用選擇權理論法模型，以及Z-Score模型來檢視博達公司的信用風險，試著以信用風險模型探索其信用危機發生前之警訊。最重要的是，為使一般投資人皆可利用此信用風險模型作為信用風險管理的參考，故所有資料來源均為集中市場公開資訊，不論是股價、各種財務報表及公告資訊，均是利用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www.tse.com.tw）中取得資訊。 本研究運用兩種理論模型實證結果，選擇權理論法模型並無出現特別警訊，反而是Z-Score模型結果令人滿意，不論是Altman區別函數，或是替代之「本土型」區別函數計算結果，均在博達公司財務危機事件發生一年前就以區別分數顯示其有財務危機之警訊。甚至針對博達公司倍受質疑的業績灌水、營收虛增問題，調整銷貨收入，並重新代入Z-Score模型後，Z值之預警效果更加提前反映及顯著。

土地開發決策行為具備不可回復性及可延遲性等特色，於未來情況不確定市場下，土地開發決策包含了選擇權價值。根據Titman（1985）等人將實質選擇權理論應用於土地開發方面之研究指出，土地開發決策中所內含之實質選擇權，將影響土地所有人的開發決策。而根據實質選擇權理論，未來情況的不確定性乃是實質選擇權價值來源，隨著不確定性提高，將延後土地開發時機並增加未開發土地價值。過去二十餘年來，將實質選擇權應用於土地開發之相關理論研究已獲得豐碩成果，然而於臺灣地區，相關實證研究相當稀少，甚至若干分析結果呈現實質選擇權適用程度不顯著的情況。唯過去分析方式多採靜態之迴歸模型進行，且未將不同市場情況區域分開探討，因而導致估計結果可能的不準確，而曲解實質選擇權理論於臺灣地區之應用。針對上述情況，本研究採動態之存活分析方式針對同樣亦屬動態之土地開發決策行為進行分析；並利用迴歸分析方式觀察未來房價不確定性如何影響未開發土地價值。藉由上述分析，探究實質選擇權理論於臺灣地區土地開發市場之適用程度。 本研究利用臺灣地區大規模開發地區土地開發及未開發土地價格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於不確定性程度高且變化程度大之地區，房價不確定性的提高將延後土地開發時機並增加未開發土地價值，符合實質選擇權理論所預測。然於不確定性程度低且變化幅度小之地區，由於選擇權價值的淡化，導致其他因素影響了房價不確定性與土地開發時機及未開發土地價值間之關係，使得分析結果未如實質選擇權理論所預期。此外，本研究於土地開發時機方面採存活分析方式進行，並將不同市場情況之地區分開探討，而得出實質選擇權理論於臺灣地區適用之顯著成果，與過去之相關實證研究指出之不顯著情況不符。表示在進行實證研究時，必須選擇最適當之分析方式，並儘可能就不同市場情況加以探討，方能獲得最符合實際情況之分析結果。 / Rec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suggests that land development exercises a real option. Option pricing theory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the valuation of real investment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According to Option pricing theory, the real option in undeveloped land will effect the development decision of land developer. Because the uncertainty of future condition is the source of real option, this research use the data set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undeveloped land price in Taiwan area to test two predictions of real options with respect to land markets: greater price uncertainty should delay the timing of development and raise vacant land prices. Different from other empirical studie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 to test the prediction of real option theory. The result of our resear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 of the real option theory. It shows that greater price uncertainty lowers the likelihood of development and raises vacant land prices in the area of higher price uncertainty.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in the area of high uncertainty, we would expect land developer in the property market to be more prudent and decreasing the current investment activities compared with the area of a relatively stable market environment.

由於土地開發乃是一項典型具有「不可回復性」（irreversibility）以及「可遲延性」（deferability）的投資行為，因此Titman（1985）等人透過「實質選擇權理論」（the real option theory）的觀念重新建構未開發土地的評價模式與土地開發「時機」（timing）的「門檻價值」（hurdle value；critical value）。而相關文獻的結論也都說明了市場不確定性的增加將會增加未開發土地的價值，也將因而延後土地開發的時機。 然而，傳統文獻大多立基於「未開發土地」的觀點作為研究的主軸，並未考慮建商投資過程中取得土地成本支出對於土地開發時機選擇的影響；再者，對於台灣的建商來說，由於取得土地的成本往往佔整體投資成本支出六、七成以上，因此可以預期的是：當「土地取得」的動作納入建商的投資行為中時，則土地成本勢必將對土地開發決策的實質選擇權模型產生深遠的影響。 因此本文首先由「房價不確定性」的觀點探討建商取得土地後立即進行開發的決策標準，而藉由比較靜態分析與模擬分析的方式也發現了房價波動程度以及預期房價上漲率越高時，則未開發土地的開發時機將被延後；而必要報酬率及機會成本（如轉投資的利潤、租金率）的增加卻會減少了土地等待開發的選擇權價值，因而提前了未開發土地的開發時機。 其次，本文則進一步的透過「附合選擇權」（compound option）的概念探討建商發現：當建商取得土地成本為沈入成本時（即建商無法轉售未開發土地），則其決策標準將較單純考慮開發成本時更為嚴格；而當土地等待開發選擇權價值的增加意味著土地不適合立即進行開發時，則建商取得土地的動作也將隨延後。 其次，本文則進一步的探討建商在同時面臨房價水準以及地價水準不確定下取得土地的投資決策，而其結論說明了：在考量了地價水準的不確定性之後，市場總體不確定性的增加仍將會增加建商投資的門檻，但我們卻無法判斷房價水準以及地價水準個別的不確定性對於門檻價值的影響。其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房價預期上漲率增加時將會延後建商取得未開發土地的意願，但在地價上漲率增加時，則會增加建商持有未開發土地的意願。 最後，本文沿用Episcopos（1995）的概念，將影響土地開發計畫價值的「隨機衝擊」因子劃分為以「地價中位數」及「預售屋平均房價」，並分別針對象徵建商投資量的純土地買賣移轉件數以及建照面積進行實証分析。然而，由實証的結果卻發現：除了預售屋平均房價的變動與純土地交易登記件數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之外，市場不確定性不但未如預期的與市場投資量的變動量產生反向變動的關係，而且多呈現出不顯著的關係——這說明了在國內建商投資的過程中只重視房價水準的變化，並未考慮市場不確定性所隱含的風險，因此往往在市場稍微景氣的情況下就貿然購入土地以作為未來的開發之用，但一旦市場景氣不如預期理想時，則在面臨沈重的購地貸款壓力下又不得不以推案的方式來將低損失。而本文也認為造成實證結果不佳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資料品質不佳、預售制度、建商行為以及房價變動假設偏誤的緣故。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問題、方法與限制………………………………5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9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11 第一節 建商投資行為…………………………………………11 第二節 實質選權理論…………………………………………13 第三節 小結……………………………………………………26 第三章 以實質選擇權理論為基礎的建商投資行為……27 第一節 實質選擇權在土地開發時機的應用與說明…………27 第二節 地價水準確定時建商取得土地的實質選擇權模型…47 第三節 地價水準不確定下建商取得土地的實質選擇權模型51 第四節 小結……………………………………………………56 本章附錄…………………………………………………………58 第四章 實證分析…………………………………………64 第一節 建立實證模型…………………………………………64 第二節 實證結果與分析………………………………………72 第三節 小結……………………………………………………76 第五章 結論與後續研究…………………………………77 第一節 結論……………………………………………………77 第二節 後續研究………………………………………………79 參考文獻 …………………………………………………80

基金經理人與投資人間的代理問題起源於兩者目標的不一致，前者要求個人薪酬財富的極大化，後者要求投資組合價值的極大化。造成目標歧異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在資訊不對稱的環境下，投資人無法觀察到經理人投資組合是否真正從投資人利益角度出發，因此引發了經理人的道德危險；其二是在競爭激烈的基金產業□，年度定期績效評比結果與經理人薪酬紅利多寡相連結等制度的設計，加重經理人選擇持有一個高風險投資組合的逆誘因，特別是期中累積績效較差的輸家，隨著年終總績效結算日期的接近，在自利動機的驅使下可能會透過較高的操作風險調整幅度，企圖扭轉頹勢以求反敗為勝。 本研究首先利用卡方檢定、t檢定與Logistic迴歸模式，實證國內基金經理人是否具有自利性風險調整的行為傾向，接著從契約設計的觀點，以理論模式推導命題的方式，探討三種不同型態的誘因費契約對於抑制經理人自利性風險調整行為的作用，並間接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來驗證其效果。研究的結果發現： 1.國內基金經理人不管是贏家或輸家，在越接近年終總績效的結算時，都會偏向選擇一個高風險的操作水準，同時，上述特性在非外資型投信公司所發行的基金、新基金、小規模基金、資淺經理人所操盤的基金特別明顯。 2.基金投資人對於季等短期績效的過分重視，是導致國內經理人操作風險調整幅度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3.純粹誘因費契約以及只加上「上限條款」設計的契約，這兩種契約都無法抑制經理人冒高風險的傾向；而純粹誘因費契約加上「懲罰條款」的設計，有抑制經理人自利性調高操作風險行為的效果。 本研究成果的貢獻主要有兩點： 1.在政策應用上，本研究提出契約條款設計的理念，對於我國擬開放勞退等大型基金委託代客操作，雙方契約該如何設計以確保投資人的權益，有相當參考的價值，本研究同時也對投信公司、基金經理人等提出相關的制度性建議。 2.在理論推導上，本研究融合一般化均衡分析法與選擇權理論的應用，將不同型態的誘因費契約化成經理人向投資人所購買的歐式買權，標的資產為經理人所持投資組合的價值，履約價格為比較基準指數的價值，執行日期為一年期的績效評比，模型導証的重點是經理人所選擇投資組合的風險程度與該類比選擇權價值的關係。 / An important question for the contracting literature is the extent to which real behavior is driven by the financial incentives contained in compensation schemes. To address this issue, (1) we use the tournament concept as the framework, and focus on the competitive nature of mutual fund environments how to affect the managers' portfolio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2) we also use the 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 as the framework,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n the mutual fund managers' risk-manipulation behavior of a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 plan. Given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financial markets, most investors of mutual funds can not measure the funds' risk without error, thus, agent-divergent behavior may potentially arise. In a tournament reward structure, the managers' rational attempting to maximize their expected compensation may revise the risk level or alter 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portfolio during the assessment period. While there will be times when such changes don't serve the best interest of funds' investors. Our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86 open-type mutual funds during 1995 to 1998 with the methods of test, t test and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s fund managers with poor performance would become aggressive and tend to increase fund volatility in the latter part of an annual assessment period. The effect is obviously clear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t is involved with the investors' myopic of the assessment to the managers' performances. 2. In our model, the bonus is similar to a call option on the funds' portfolio. Three types of incentive contracts a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entive contract with penalty can reduce managers to adversely alter the risk of the portfolio they manage. It dominates the pure incentive contract and only with a ceiling incentive contract. Questionnaires investigated by fund managers will support some hypo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