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從「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三方面，考察柳永詞與元祐詞壇的創作關係。在第一章緒論中，透過對古代詞評與今人研究的探討，推導出本文的論題，並闡述研究方法、研究範圍，以及史料的運用。在第二章中，主論「『詩化』、『賦化』、『雅、俗語』的意涵與區辨指標」，爬梳、考察與此四項概念相關的研究成果，辨析各家說法的異同，從中界定本文「詩化」、「賦化」、「雅語言」和「俗語言」的意涵，並在此基礎上，建構區辨指標。在「詩化」與「賦化」的部分，皆從「音調格律」、「題材情意」、「文體功能」、「表現手法」等層面，建立詞體「詩化」、「賦化」的指標。在「雅語言」、「俗語言」的部分，則從「遣詞用字」、「情感內容」兩方面，探究兩者的「相對差異」，以此建立兩者的區辨指標。在第三、四章中，乃由第二章所建立的各項指標進行研析，分別論述柳永詞與元祐詞作在「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三方面的表現特色，其中，「詩化」與「賦化」的作用對於詞體本色有所改造，遂使語言趨向「介乎雅俗」的狀態，因此，三者實存在著相互因依的關係。在第五章中，主論「元祐詞人群對柳詞『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書寫的接受與承繼」，在三、四章的基礎上，將柳永詞與元祐詞作進行比較，從同的面向，探討兩者的繼承關係；從異的面向，闡析元祐詞人對於柳詞主觀接受之處。在「詩化」方面，可見元祐詞人對柳詞在題材、意象上的開展，較少情意上的承繼。在「賦化」方面，可見元祐人在繼承柳詞之餘，多摻雜了關乎仕隱的政教情志，降低「賦化」的程度。在「語言介乎雅俗」方面，元祐詞人的此類作品雖有與「賦化」相關者，但更多的是與「詩化」相關的表現。因此，蘇軾等元祐詞人接受、繼承柳詞的意義，在於重塑柳詞的主要表現，擴大、深化柳詞中較為偏弱的「詩化」現象。最末於第六章結論中，總結前面各章的論述，並重申柳詞在詞學發展史上的意義。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1944号 / 文博第803号 / 新制||文||676(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宇佐美 文理, 准教授 池田 恭哉, 准教授 永田 知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清代自康熙開始，由朝廷大量纂修官書，其中又以乾隆時期所編纂的《四庫全書》為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的編纂可謂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大工程，歷時十五年，收錄圖書三千五百零三種，總計七萬九千餘卷，三萬六千餘頁，投入此項工程的文人學士超過四千人。因應《四庫全書》編纂的需要而產生《四庫全書總目》，其編纂歷時十六年，直至乾隆五十四（西元一七八九年）年才大功告成。《四庫全書總目》乃清代總結前代的文學批評巨著，代表了清代官方的文學觀；而集部的編纂內含一套值得吾人關注的文學批評意識於其中；再者，可與唐詩並稱的詞曲在《四庫全書總目》中何以被視為小道、館臣是否認同言志的傳統、以及被編為一類的詞曲二體為何卻有輕重之分？由以上種種觀之，詞曲兩類雖被評為小道、末流，在《四庫全書》中所佔比例也最小，但實際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詞曲類仍有許多待研究的問題，本文即試圖以集部詞曲類為範圍，對於之中含藏的文學批評觀點，以及其觀點形成的可能原因，加以探討分析。 本文共分五章，首章緒論分四節：第一節陳述問題，第二節分析文獻，第三節界定研究範圍，第四節說明研究方法。第二章分三節說明《四庫全書總目》之形成背景、編纂經過與學術價值：第一節論述《四庫全書總目》之形成背景，第二節說明《四庫全書總目》之編纂經過，第三節則陳述《四庫全書總目》之學術價值。第三章分三節說明《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提要〉之詞曲觀：第一節說明詞曲特質，第二節陳述詞曲流變，第三節論述詞曲價值。第四章分三節探討《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提要〉詞曲觀之形成：第一節探討辨體觀念，第二節探討雅俗觀念，第三節則探討通變觀念。第五章結論：綜合上述章節，總結論述成果，試圖還原館臣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時對詞曲兩類文體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