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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坑冶競利──明代的礦政、礦盜與地域社會 / Digging for profit: mining policy, mine pilfering,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 唐立宗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明代礦業是中國礦業發展興衰成敗的關鍵期，在物質文化、商品經濟帶動下，此時各界都對工業原料的獲取感到興趣，明代官方與民間也不例外，官方政策無論是封禁或鼓勵開採，著眼點都是在確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礦利之權；而民間開採風氣亦屢禁不絕，亦即官民均在坑冶中進行活動，形同「坑冶競利」的較勁現象。明代礦政發展可分三期觀察：(1)明初洪武至宣德年間(1368-1435)是明代礦業穩定發展期。朱元璋立國主張謹慎發展銅鐵開採事業，嚴禁金銀等貴重金屬的開採，但繼任者明成祖朱棣則支持開採弛禁，積極推動開礦事業，因此明代放寬對鐵冶開採的限制，不過對於金銀等貴重金屬開採則出現爭論，時開時禁，反倒成為明代礦業政策中最為鮮明的特色。(2)明正統至萬曆年間(1436-1620)是礦法與礦課調整時期。自明英宗朱祈鎮即位後，政府嚴格加強礦政管理，發布禁約，犯者即調軍剿捕，直到萬曆朝中期，官方還陸續針對《大明律》所欠缺的礦法，修改金銀銅錫等礦法條例細則，以因應社會的變遷。為求開礦增課，官方對於民間的非法採冶活動作了讓步，並改變明初定額課徵的規定，實施官三民七或官四民六的抽分制。但因皇室財政相當倚重礦銀收入，部分地區被強制改採官民對半抽分制，或實施「包派」、「包砂」、「包課」等名目不一的礦稅制度，弊端層出不窮，反而得不償失。(3)明天啟至崇禎年間(1621-1644)是封礦與開採弛禁時期。受到萬曆朝礦稅使事件影響，後來朝野各界均不主張開礦，但晚明財政的危機、邊鎮軍餉匱乏，急需鑄造錢幣礦料等因素，促使朝廷逐漸放寬採礦禁令，進而同意各地擴大開採貴重礦物，並翻譯頒布《坤輿格致》等礦書。帶給明代礦政最致命的傷害，莫過於「礦盜」的活躍。自明初起，有關當局欲傾全力去圍堵防範，可是官方以暴制暴的鎮壓方式，反倒促成葉宗留等礦徒公開稱王造反，成為明代最為眾人所知的礦盜事件。為了穩定礦區生產與秩序，中央曾特派戶部官員、內臣與錦衣衛特使，以及巡按監察御史等專人留駐礦區監督；地方則派有按察僉事、副使、布政使參議等巡視礦場官員；軍事層級上又派任都指揮僉事管理礦區治安，並在礦場附近留有衛所、民兵戍守。採礦所得誘惑甚高，礦冶業的蓬勃，多少也衝擊到地方社會的常態秩序。明代中期以後，原在浙江、福建交界等地活動的礦徒，逐漸轉往南直隸、浙江、江西交界等地發展；也有一些江西、福建等地的流民，因人口壓力下的生存競爭，陸續進入福建、江西、廣東交界，在粵東山區內進行季節性的採冶工作，形成獨特的地域社會。由於礦徒事件與倡亂區域明顯擴大，官方遂將地方礦政事權漸歸督撫來統籌管理，嚴格執行禁令，並且還特設總督處理浙直江西軍務事，以統攝三省礦防軍兵，清查轄區所有的礦場地點，以阻絕礦徒的活動。另一方面，礦防兵力主要是借重地方民兵，甚至還招撫礦徒入營效力，但這項招募礦兵、採行招撫的作法，也帶給地方社會負面的影響。在浙江義烏，地方十室九空，成為地方上的一大隱憂。在廣東惠州地區，招撫未能得宜，礦徒事件有增無減，顛覆日常的社會秩序，地方士民不滿官方政策，激發民間的地域認同，出現了類似《定氛外史》等關心地域的作品，進而強烈抵制官府地方行政區劃的變動。明代的礦徒問題，始終未能妥善解決，地方社會自然不願配合政府的開礦政策。明代官民在坑冶間相互競利，卻兩敗俱傷，沒有一方是嬴家。礦務執行的爭議、開礦引發的恐慌、礦徒倡亂事件的不絕，最終都讓明代礦政畫下了休止符。明朝礦業礦法礦課礦防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廣東惠州礦工 Ming Dynasty Mining industry Mining law Mining tax Mine-area guard Nanzhili Zhejiang Jiangxi Fujian Guangdong Huizhou M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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